2007年11月10日星期六

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政治?

  

  前段时间,有媒体说,中国的“政治黄金周”到了,指的是中共开15+2大,媒体又热闹了一阵子,每天把镜头对准北京的会场内外,对大陆的媒体,这是硬任务,是不得不为之,对于海外的媒体,也许是可以提供一些聊胜于无的谈资,也许能捕捉到中南海人事变化的某些新动向。但是,对于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关系,这只是极少数人的会议,只关乎个别人的官运,毕竟权力舞台上的角逐、表演都和台下的芸芸众生无关。既然有遥控器在手,人们总还可以选择娱乐、电视剧频道。看报纸,头版可以忽略,尽管其他版也没什么值得看。即便勉强被拉到台下,也是打瞌睡、嗑瓜子、玩手机游戏,各寻各的乐趣,打发时间,连自发的掌声也不大有了。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和政治远远地保持着距离。


  政治是什么?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个“众人”当然是指普通人、大多数人。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已成为少数人、个别人特别是官员的专利,政治在一般人心目中几乎成了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饭碗。换言之,政治是统治者的事,是被统治者无法分享、也无须参与的事。在这里,政治完全与权利无关,只和权力有关。我们被告知生活在共和国,按照粗浅的政治学常识,在共和国,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是间接的,也就是通过选择代表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参与立法和行政过程。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参与,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失去它唯一的正当来源。所以,选择代表的权利对每个公民而言都是神圣的、至关重要的。


  根据现有的宪法,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号称是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是最基层的说是直选的人大代表,选民自发推荐的独立候选人只是凤毛麟角,多数还是官员事先划定的,更不要说其他的限制。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按规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间接选举出来的。这样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多数还是各级官员,剩下的也是官员选定的企业主、模范、明星等等。选择代表的权利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可以说是虚设的。


  如果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摆设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出现在宪法序言、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党无疑是钢铁图章。从去年起,有关中共15+2大代表选举的文件就强调要有“适当数量”的“双新”组织党员代表,私营企业主是“双新”组织最主要的部分,为了争取代表名额,有些地方的竞争极为激烈,曾见诸媒体的报道。结果出来,除了民营企业主、一些明星,还有例如写“帝王”系列的作家二月河、宇航员杨利伟这样的代表,15+2大代表中占大多数的仍是各级党政官员。在这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这个大党,普通党员是否拥有选择代表的权利也是不言而喻的。


  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在我们这里,权力的源头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面,权力的正当性靠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官越大,官意越强。官权官授,大权授小权,层层授权,甚至是自我授权。


  官、民之间有一条几乎难以跨越的鸿沟,这条沟正变得越来越深。官场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普通人除了因为某种原因侥幸被看中,进入这个圈子,拥有了官的身份,终生乃至世代都将与政治无缘。狭隘意义上的政治就是以权力为指向,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的,只是官员之间的游戏,是各级官场圈子内部的事,官员的进退也不是凭民意,这种政治一般公民自然没有发言权,没有参与的可能。即使是只关乎权利、不关乎权力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也是不许关心的。普通公民能不能在公共场合或公共媒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成立各种团体、组织,还有集会、游行等等,这些写进宪法的基本权利,我们真的可以去行使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这些只和我们的权利有关的广义政治,我们也是不能碰的,一碰就会头破血流。说到底,现行体制绝对容不得普通公民以自己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关心政治,只允许以他们圈定的方式去关心,如果一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那是要付出包括砸饭碗、入狱或其他难以想象的代价的。宪法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写得明明白白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禁区,都是不可逾越的天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一切都等于零。无论狭义政治还是广义政治,都不能关心。久而久之,中国人清楚地看到政治的严酷性,还有多少人会去关心政治?


  中国的“80后”一代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代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群体,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发表一篇报道,将他们称为“我”一代,以“我”为中心,只为“我”而活,他们深受消费主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刺激,喝星巴克,穿耐克,玩网络游戏,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关注政治也对政治起不到丝毫作用,还不如不谈它,也不参与进去。” 从1980年到1989年,中国大约有二亿四百万人诞生,这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也就是说“80后”这一代在数量上至少有两亿人,他们正处于青春年华,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代人。不少人担心这一代缺乏社会责任感,承担不起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往深一层想,这种情况难道是他们造成的吗?他们只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政治是不许关心的,关心政治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一切潜移默化,已渗入他们的骨髓,避险是基本的人性,不能指望大多数年轻人逆流而行。不过,也不必太悲观,在1989年的抗议风暴发生之前,北京大学校园里对那一代大学生也曾流行相似的评价,说他们分成了“麻派”(麻将)、“恋派”(恋爱)、“托派”(托福)。历史往往在人们忧心、焦虑乃至无比失望之时,悄悄地开出了自己新的通道。



P.S.

鲁迅晚年的两条材料

鲁迅晚年的两条材料可以和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话前后印证,鲁迅毕竟还是鲁迅,在他生命的黄昏洞见了未来的命运。这也算是关心政治的中国人的不错的下场了。

   材料一,鲁迅的朋友李霁野回忆,鲁迅去世前,对延安来的冯雪峰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
   材料二,鲁迅自己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有一句话:如果旧社会崩溃了,我将穿着红背心,在上海马路上扫大街。[具体出处要在《鲁迅全集》中查一下]

1 条评论:

匿名 说...

鲁迅去世前,对延安来的冯雪峰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我第一个要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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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是在逃避独断政治的胜利.

http://www.simonrebel.org.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