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救不了地球

　　
一、学生考试作弊，班主任对家长说：“把孩子领回家，重打20板子。”结果可想而知，哪个父母不护犊？

　　地球有难了，需要每个国家都做出一份贡献，联合国对政府首脑们说：“大家行行好，减点二氧化碳吧。”结果可想而知，哪个国家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


二、学生们仍然在作弊。这回班主任学乖了，对家长们说：“以后谁的孩子再作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重打20板子。”这下子学生们终于老实了。

　　以欧洲为主的一些发达国家说：“我们先来带个头，限定一个减排额度，没完成任务的国家甘愿受罚。”

——这就是《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它第一次把减排赋予了法律效力，从此这些国家(正式名称叫做“附件一国家”)就必须动真格的了。


三、有几个学生家长是大款，他们不愿打孩子，私下和老师达成协议：如果自己孩子作弊，就交罚款，给穷孩子做学费。老师同意了，而且把罚款数量定得很高，大款的孩子也不敢轻易作弊了。

　　温室气体减排是需要资金的，于是，极富商业头脑的美国人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允许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然后把成果算在自己国家的账下。这个方法的基础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论是谁减，效果都一样。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这件事其实发生在《京都议定书》之前，CDM帮助了发达国家更便宜地实现减排的目标，他们这才同意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也喜欢CDM，因为这个机制让它们凭空得到了很多钱，于是他们也就积极地加入了全球减排大军。美国人提出的方法之所以很“巧妙”，就是因为它把商业机制引入环保运动，就像当初洛杉矶奥运会所做的那样。美国人希望利用人类对钱的渴望，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世界的积极性，达到拯救地球的目的。


四、大款的孩子不好好学习，不作弊就过不了考试，所以他们很快就想了一个办法，不经过老师，直接和学习好的穷孩子打交道，只须给这些孩子很少的钱，就可以联合起来作弊，来了个“双赢”。不久，老师知道了这个猫腻，他决定多安排几个老师进考场，严格监督考试纪律，富学生只能不断提高给穷学生的“小费”，希望他们帮助自己对付监考老师。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以及很多其它原因)，《京都议定书》下面设立了“执行委员会”(EB)，对CDM项目设定了严格的标准(专业术语叫做“方法学”)，而且申请过程非常漫长，对买卖双方的技术含量要求都很高。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负责帮助买卖双方应付EB的中介机构(对外的名称叫做“咨询公司”)。再后来，出现了一大批转变成投资商的“咨询公司”，手里拿着钱，去发展中国家找项目，买下来，再转手卖出去。就这样，CDM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碳市场”，发达国家可以进入这个市场选购发展中国家出卖的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市场，才会吸引一大批商人参加进来，客观上促进了买方卖方之间的交易。仅在2006年，世界CDM的总交易量就达到了48亿美元(2005年是24亿)！

　　这笔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得到了大笔资金，用来改造本国的生态环境，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虽然说，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减排的资金还有很多其它渠道，但通过CDM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钱远远超过了其它项目的总和。一句话，CDM机制是发展中国家从全球气候变化的总金库中得到的最大一笔援助。

　　严格说来，碳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它百分之百地依附在《京都议定书》名下(否则发达国家干嘛给你钱呢？)，所以发达国家(更准确地说，是那些商人)，非常关心“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因为2012年后的下一个《XX议定书》直接关系到碳市场的走向。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让本国的碳低价贱卖，万一新的《XX议定书》给自己也设立了减排额度怎么办？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严格规定了本国碳的定价(比如中国就规定不得低于每吨8欧元)。

——仅仅是一个CDM项目，就足以让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以及商人们)和环保组织一样，迫切地需要联合国尽快做出承诺，保证下一个《XX议定书》继续给发达国家限定减排额度。换句话说，CDM迫切地需要联合国维持其气候政策的连续性，否则商业游戏规则就不好使了。

　　我们不是常说：“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们发家致富的机会”吗？现在轮到联合国给“碳市场”上的商人们提供发家致富的机会了。而我参加的这次巴厘岛大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设立了一个目标明确，进程确定的“时间表”。所以，这次大会上能看到很多大公司的CEO，和大批环保积极分子们一道旁听大会，焦急地等待谈判结果。


五、因为帮助大款的孩子作弊需要高超的手段，因此这个工作渐渐被少数几个机灵的穷孩子垄断了。他们可以收取很高的费用，但他们能够保证大款的孩子通过考试，所以大款们也没有办法。而其它那些脑子不灵光的穷孩子只能干瞪眼。

　　目前的碳市场就是这样。因为CDM的方法学技术含量很高，申请起来困难很大，于是大部分的CDM项目都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少数几个国家瓜分了。能怪这几个国家贪心吗？不能完全这么说。发达国家为了贪图方便，通常也只会从这几个国家买碳。

——中国在这次大会上不断提醒联合国：我们一直在培训非洲小国的技术人员，以便让他们尽早加入CDM大军。如果这些诺言能够实现，那么就算是中国交的一笔税吧。因为，按照目前签订的合同来看，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为止，中国的CDM总量大约将占到世界总交易量的48％。也就是说，中国将从世界气候变化总金库中拿走一半的钱。即使你还没有感觉到全球变暖，也能感觉到CDM，因为它即将渗透到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六、几年后，大款的孩子们毕业了。因为老是作弊，他们在学校里啥也没学到。虽然弄到一张文凭，但却找不到工作，最终变成了穷人。

　　中国的CDM项目总数不及印度，但是资金总量却超过印度，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一种名为HFC23的化学物质。

　　众所周知，以前冰箱致冷剂用的是氟利昂，因为破坏臭氧层，氟利昂被禁止使用，代替它的是一种名叫HCFC22 的化学物质。生产HFCF22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副产品，就是HFC23。这种气体以前都是一排了之，但是科学家发现它的温室效应相当与二氧化碳的14760倍！

　　这件事在普通人看来是坏事，但在CDM买卖双方看来却是天大的好事。你想想，CDM的价格是按照二氧化碳当量来计算的。于是，减排一吨HFC23就相当于14760吨二氧化碳！目前国内建造一套HFC23重吸收设备的经费大约是5000万人民币，而一套设备每年的HFC重吸收总量能够达到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就拿中国政府规定的最低价格每吨8欧元计算，这500万吨二氧化碳可以卖到4000万欧元，也就是说，一旦做成这样一个CDM项目，就可以净赚将近7倍的利润。

　　这还是第一年！以后只需要付出少量的运营费用，就可以坐收渔利。

　　据测算，如果一个厂能够拿到CDM项目，即使把HCFC22免费赠送出去，都能有巨额盈利。浙江有家“巨化实业”，原先濒临倒闭，但是因为谈成了一个HFC23项目，不但扭亏为盈，而且还上市了。

　　从方法学上来看，HFC23非常符合CDM的要求。但是，《京都议定书》设立CDM机制的时候明确指出，CDM的最终目的不但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要把全球能源结构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HFC23项目只满足了第一条，却无法满足第二条。即使我们不考虑厂家造假的情况(故意多生产HCFC22等等等等，方法多着呢。)，这个项目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据说，发达国家一直追着中国要求购买HFC23项目，中国也乐于赚取暴利。于是，仅仅是HFC23这一个项目，以2012年为准，就将占到中国CDM总量的32％。全世界将近90％的HFC23生产潜力在中国，这个钱几乎都被中国赚到了。

　　在CDM项目中，类似的例子还有一大堆。这次大会的一大热点，就是讨论这些“似是而非”的CDM项目到底应该如何管理。

——商人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就是赚钱。要想利用这个“来自民间的动力”达到某种目的，必须付出代价。



(附：上面所说的这个例子只是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无数议题中的一个很小的议题，也是我认为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议题。我在叙述这件事时省略了很多细节，属于一个“科普简化版”。这个案例的具体细节要比我说的复杂很多倍。气候谈判头绪众多，技术含量奇高。请点击喻捷的博客，你能看到更多更专业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