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 你在哪儿

　　

　　
　　2004年，摩根·斯伯罗克在拍完记录片《大号的我》后体重增长了近20斤，还收获了高胆固醇、高血压和一只坏肝。这个电影演的是他一个月内不吃别的，只吃麦当劳的生活，后来片子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赞誉，被奥斯卡提名，叫麦当劳害怕（取消了美国的超级大号汉堡包）。事后他花了两个星期来治疗那被肥油占据的肝，花了14个月来减肥，期间反复反弹，他的妈妈欣慰地说：“这下你总算理解了女人。”现在摩根·斯伯罗克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可是他的精神没有。他意识到电影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一个又一个坏点子在他脑袋里嗡声作响，他成了一全职记录片导演，专门用夸张荒谬的表演和全然客观的记录形式来嘲讽权势，赢取了“电影圈的奸细”和“坏点子大王”的外号。他最新的坏点子是寻找本·拉登。

　　记录片《奥萨马·本·拉登到底在哪儿？》的海报模仿了印第安那·琼斯系列，摩根·斯伯罗克骑了头狰狞的骆驼，穿越炸弹纷飞的沙漠，下有一行大字： “发现之旅”。也许可以被当成个风光片，电影囊括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风景，但在或者辽阔或者破败的风景中央，总有那么个小人儿，他孜孜不倦地仰天发问：“本·拉登，你在哪儿？”那正是摩根·斯伯罗克，他向每一个邂逅的人问起这个问题。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说： “是本·拉登宣布了美国人在中东的合法。”一个以色列记者说：“我们双方都是他的人质。”一个阿富汗人说：“如果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把他撕成两半。”旁边一老头问：“本·拉登谁呀？”摩根·斯伯罗克答：“他炸毁了美国的大楼。”老头很愤怒：“干他！”过了一会儿老头又加了一句：“干美国！”

　　这是部制作精良、装模做样、假英雄气十足的电影，摩根·斯伯罗克在里面化名“花花公子”（Dude），他完全假装自己是一傻子。这个花招在拍摄《大号的我》时使他不会被当成个比麦当劳还糟糕的哗众取宠者，到了《奥萨马·本·拉登到底在哪儿？》，他用地缘政治学、恐怖袭击和战争来炮制汉堡，他不是个愤青，反而自我塑造成个政治观点暧昧不清的土包子。在阿富汗，他跟美军混了一阵儿，被允许扔一颗手榴弹，笨手笨脚后他叹：“糟透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他把脑袋钻进一处洞穴，大喊：“呀——呼——，奥萨马”，没有任何回声。当他身着防弹衣头顶滑稽的探测器抵达瓦奇里斯坦（巴基斯坦西部），那个半自治的部落地区是许多专家高度怀疑的拉登藏身地，边界上立一小牌：“外国人禁止入内”，摩根·斯伯罗克对着镜头说：“确实该有人抓住他，但，那不是我。”他掉头回走。电影以老歌《为什么我们不能成朋友？》作为结束。

　　《大号的我》之后，摩根被称为“小号迈克·摩尔”，对此他深感荣幸。这位前二流喜剧演员，长期的无家可归者，被电影学院踢出去5回的倒霉鬼，仅仅玩了一把票就成了名导演，这叫他受宠若惊，他保持着恭顺谦良，并不擅长唇枪舌剑，或者说，除了拍摄的都是记录片，他与迈克·摩尔几乎没什么相像。小号的摩根 ·斯伯罗克并不急于把自己塑造成个左倾工人阶级代表，也没有反对一切的愤事嫉俗，他不流露极端的政治观点，不要眼花缭乱的选择性包装，反而充满了个人趣味和游戏精神。

　　《大号的我》的创意来自一条新闻，有天他缩沙发上吃薯条看电视，说有两个女孩正在起诉麦当劳使她们发胖，摩根心想：我一闻见超大号汉堡的味儿嘴巴就像只汩汩冒口水的狼狗，却总也吃不胖，何不一试。拍摄《大号的我》时他不发表任何观点，只是一天三餐准时出现在大M标志下，片子公映后他只在采访时说过： “麦氏薯条完全不像食品，倒像是人造的、黄色的、长条的塑料制品。不过，吃不吃由你。”最让他兴奋的不是被奥斯卡提名，而是路上遇到有人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帮我摆脱了快餐。”而不是有人大骂：“我恨你，你剥夺了我的孩子吃麦当劳的乐趣。”

　　之后他制作了一个系列电视节目《30天》，把《大号的我》所创立的“真人秀记录片”形式拓展到新领域：30天内，尝试当一个穆斯林，一个酒鬼，一个被扔进GAY圈儿的直男……摩根·斯伯罗克亲身出演了一集，他和他老婆搬进棚户区，干着只拿最低工资的活儿，每天累得半死，却依然不知道下顿饭吃什么。他们体会了30天低保户生活。“真是段怪经历，当一个穷人每天一睁眼就有人管你要钱。可如果银行里有了一大笔钱，突然什么都免费了，什么都变得又便宜又便捷。”他还照着这个路数制作了记录片《第三波》，在印尼海啸结束后，带了4个志愿者抵挡当地村落帕拉利亚，去记录和体会那里的心碎与重生。

　　寻找本·拉登大约是他最接近政治的一次，这个坏点子却来自他的老婆宣布怀孕的消息。“是不是等到我的孩子不再使用尿布的时候，美国要把全世界的人都当恐怖分子？”他想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一个回答。电影同步发行的还有一张游戏卡，上面是很Q的卡通造型基地组织首脑和一只大坦克，以及一套本·拉登小人跳舞游戏盘，正经不错的满月礼物。最终，他当然没有找到拉登，却找到了更多答案：他仿佛体会到那个人之所以成为本·拉登的原因；他感受到中东人狡猾的分裂，他们仇恨美国，却喜爱大手大脚又傻忽忽的美国人；他甚至梦想着能为更深入的对话打开一扇门。至于给孩子的答案，希望有一天他/她看到了电影，说，我想出去转转，去看看世界。

　　电影是否可以改变世界？答案是，可能吧。1934年，克拉克·盖博在《一夜风流》里解开他的衬衫纽扣，露出浓密的胸毛。他没有穿内衣。那一年美国的内衣销量下降了75%。这个逸闻无从考证，却是好莱坞最津津乐道的段子，它所营造的假象和企图把电影当成一门社会工程学的幻想，在这二年得到更多回应，电影不仅可以改变内衣销量，还可以改变战争，饥饿，全球变暖，垃圾邮件，血钻。可一看到这种说教式大片，我就想起费里尼的《小丑》和他对小丑的阐释：“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即使不幸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成收获，把空虚变成期待。”摩根·斯伯罗克还不至于被称为大师，但他糟践自己的手段和暧昧的观点，那种不去体会歌星、名模、企业大亨的生活，反倒认真感受穷困、恐惧与混乱的真人秀表演，也许更会叫这世界为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