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2日星期六
中国
这几篇文章非常长，我贴在评论里。如有兴趣阅读的朋友，请耐心。
1.安徽政协常委汪兆钧上书中央公开信全文(附 汪兆钧：关于我的公开信的说明)
2.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发表建议采多党派民主体制公开信全文
3.安徽民营企业家郑存柱建议立即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公开信全文
4.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多党制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吗
5.何清涟: “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6.郎咸平谈中国房改：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
7.焦国标：讨伐中共中央宣传部
8.焦国标：我的后讨伐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代
9.莫之许：开放的中国需要他
10.《南方都市报》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 ―― 朱学勤访谈录
11.茅于轼：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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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
党的十七大会议已经结束，进一步确定了领导地位的您们二位，应当有精力和能力贯彻您们的施政方针了，故本人写此信：对策和谐社会。
锦涛主席上任后即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这确实切中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要害，深得海内外的好评。但是，时间过去良久，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往您们的执政理念上改变，恰恰不少地方变得更糟糕了！
固然，社会上人们有所议论：您们的权力还受到制约，“政令不出中南海”，云云。然而不管怎么说，十七大开过了，您们的施政目标应当实际地展开了，您们的色彩、旗帜应当逐步地亮出来了！有人说：已经亮出来了，就是十七大会议公报，决议，文件！
但是，根据国际共运史，特别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件，均是妥协的产物。代表大会之后的内容多多，多多！
我国人民在期待中度过了您们二位的第一个任期，您们的第二个任期，决不能再如此度过！因为中国的现实，无法让您们再如此度过！
一、横在中国社会的一对子母弹
中国社会已经预埋了众多的炸弹，并非言过其实。如果说有的可以拖到您们第二个任期结束以后再说，那么有的则是无法绕过去的，即当前必须面对的炸弹！
（一）横在中国社会的第一颗炸弹 —— 股市（一）
当前中国的股市已是“皇帝的新装”，几乎谁都意识到它已蕴含了巨大的泡沫，但它还在疯涨！因为媒体都在鼓噪：“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是百年不遇的大牛市！”当然，主要是您们希望它是大牛市，作为普通老百姓也都希望它是大牛市。但是，现实情况会对我们所有的人开个大玩笑！
今天中国的股市已经不是两年前，股改以前的中国股市了！
如果说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的一手操作下，为当时的国营企业改制募集资金所为。那时候还是小试牛刀，跌宕频起，黑幕重重，多年熊市即使跌到谷底对我国的社会和政局不会有大的震荡，那么如今情况已经变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股市一路狂升，A股市值截至到2007年 “5.30”，由3万3千亿元，飙升至1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股民已超过一亿！而就在我收笔此信的前夕，不到半年时间，中国股市又往前冲了1/2！这样，中国股市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中国股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其能量已经可以撼动中国社会了！
然而，中国的股市却并不是大牛市，而是一场大赌局！原因如下：
1、中国股市先天不足：
中国的“股改”事实上截止到目前还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充其量只是将腐朽的“非流通股”逐步转化为市场的“流通股”，却并没有触及上市公司内部的改革。
因此这些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的上市公司还如国营企业一样，普遍地上演着一出出太平天国的宫廷剧：董事长洪秀全深居简出，贪图享受；实权人物杨秀清、韦昌辉们各图所需，争权夺利，当这些“王”们相互矛盾达到顶点，即进行一次内讧，周而复始！
这些上市公司甚至比国营企业更糟糕，因为他们除了有“非流通股”使其稳坐太师椅，“流通股”还在进贡！——这是他们的特封资源！
而证监会呢？政府的特命全权大臣，经过它的审查，会将溢价几十倍的股票抛向二级市场，在人为制造泡沫！垄断、腐朽、治理不当，这是从上到下，一连串，系统性的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
2、中国经济先天有病：
为什么中国“股改”这一概念刚刚飘上蓝天，就会出现银行资金大搬家呢？本来证监会担心股改因缺少资金难以为继，有关方面向外国投行贱卖国有股，却想不到一下子变得资金泛滥！他们确实没有看到中国银行业已如爆炒的锅，资金已按耐不住要往外跳！——因为中国的经济投资无益，负利率过高所致。所以并非中国的经济好得钱多得过剩，而是中国的资金找不到增值的出路，中国的经济先天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3、一场大赌局：
股市，本是以其可知与不可知的金融博弈去化解、平衡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类难以预测的风险。但倘若它能被人一眼看透，那么被看透的目标就是股市积聚能量的爆破点！
中国股市一向被人认为是政策市、政府市，这已是国内外的共识。
然而，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一贯突出政治！因此，为了保证党的十七大的顺利召开，以及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面、隆重地……，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目前起码在形式上承担着中国股市的全部风险！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把自己身陷股市。而中国政府却紧紧地攥住股市，这样就把一颗炸弹牢牢地绑在自己身上，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当然，您们可以掩盖股市的危机，寄希望于一系列措施，“渡过”这一危机。如已在进行中的：香港红筹股回归；将国资委属下大型央企重组上市；加快民营高科技企业催生入市；开通QDII；央行加息、减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等等等等。
且不说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您们不能改变一个规律—— 经济规律！
（二）横在中国社会的第二颗炸弹 ——物价
当中国股市继续维持赌局式的“大牛市”，中国的物价将不能遏制地非正常上涨，一直上涨到人民不堪忍受的地步！
“股市——物价”，形成横在中国社会的两颗炸弹！是您们，我们，大家都无法绕过去的一对子母弹！
当然，物价上涨除股市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而这一切所带来的灾难，将不亚于股市崩盘的后果！
对策：十七大已经结束，您们的政治目标基本达到。本人建议从现在起政府逐步脱离股市，中国股市的脆弱性，泡沫随时会破裂。这比拖下去要好，拖下去，尽管股民还会尝到点甜头，但损失将更惨，失败的股民将更多，积怨也将更深、更大！为此全国人民买单将更加痛苦！应当让中国股市的泡沫尽早捅破，但尽可能和缓地、有控制地捅破。
而这是很难的，实在难以避免股市和社会的震荡，但此责任不在本届政府，是历史原因所造成，应当向全国人民解释清楚，明确地说：这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以此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的股市、金融、乃至经济和政治的改革！
您们向人民说清楚，并推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和措施，人民是会理解的，是会谅解的。
而这次股市泡沫的破裂，将为您们提供对中国的全方位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以最佳的契机和资源，这实在是对二位领袖政治魄力和才干的绝佳考验！
但是，如果股市泡沫破裂了，而您们却不改革，文过饰非，可以想像将酝酿中国社会怎样的危机！
二、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十分必要。这样就使我们正视现实，实事求是。而不会拒绝进步，一味“坚持”，误国误民！
2003年，安徽省政协在开常委会期间，考察了省内几个城市。在省会合肥，考察了新兴工业和开发区。这个城市至少有3个“汽车制造厂”。在庞大的生产线和隆鸣的机器声中，我走到市长旁边不无恭维地：“您是这个城市的总经理啊！”市长自在地点点头。
可是事后我一想：这个城市的3个“汽车制造厂”，与其制造相同车型的制造厂，在全国都最少不下于3个，即这个城市的汽车工业只在国内最少有9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天啊，这上百亿元的投资风险太大了！
参观开发区，一个规划中的科技城已经报批，正在兴建，面积30平方公里！即42个北京故宫的面积！而我明明知道，这个城市10年前就已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半的厂房在晒太阳，那么何故又来一个“科技城”呢？我是安徽省唯一的“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一名副理事长，我们的办公地点就在合肥，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市长或哪一位省长，跨入我们协会大门的一步！就凭合肥有个中国科技大学，就建这一“科技城”吗？那么，在中国科技大学里有哪些科技项目有应用价值？这些项目还有多长时间才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实验室后实现产业化还需多长时间？需多少投资？而那时市场情况怎样？国内和国际有哪些竞争者？竞争者大致情况怎样？……我可以说，这些问题，无论市长，还是省长，他们几乎一概不知！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要求他们一概都知。但是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个“科技城”是政府经营的，“科技城”的长官是政府任命的，投融资和土地批租都是以政府的名义进行的！我们的政府官员本来就不该直接去搞经济！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集中在两点：党政分离；政企分离。这是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和知识精英们总结了建国以来多方面的经验，准备对中国进行改革，起步的大计方针。然而“六四”以后终结了。因此，今天无论“主流经济学家”们设计多少“改革”的方案，无论洋博士还是土博士，这些“精英”们搬出多少理论和名词，只要回避“党政分离，政企分离”这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点，都是空谈！
对42个北京故宫的面积进行开发建设，其投资规模是可以想像的。而10年前始建的那个开发区，除了地皮涨价了，另一半厂房还在“招商引资”，可见如今这个“科技城”的命运和将走什么路，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动力不是市场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具体地说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的行为！于是：有目标，无市场；有冲动，无计划；有眼前，无将来。那么，它就类同于1958年的“大跃进”！
它与1958年“大跃进”的不同点是：金钱代替了口号，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而相同点是：都不讲科学，都是“坚持党的领导”！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在官僚们的兴趣点上会突飞猛进；在他们的兴趣之外，则艰难求生，如众多的民营企业；而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则是破坏和倒退！
我曾经到我家小保姆的家乡去拜望，这个离省会城市合肥距离不到50公里，离这个“科技城”不到45公里的村庄，天啊，《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如果在这里拍摄，简直不用布景，躺几具尸体就可以了！我潸然泪下：原来中国的农村还这么穷！农民还这么苦！
如此相近的距离，而如此巨大的反差，这经济的发展仍“可持续”吗？
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今天的“新晋商”挖煤，把个花果城变成了污染城，逃难城，廉价的煤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把煤倒入海里埋起来，曰：“留给后代们”！——听了这一真实的故事，不知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感受？
今天，我们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情况是：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一台DVD出口仅1美元利润，而要给外国公司缴纳4美元以上的专利费！我国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机电产品其利润率也只有百分之几，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少出口企业面临倒闭！……我们中国的劳动力就这么不值钱！我们中国人就这么笨！这种外贸“顺差”有什么可自豪的？这种外汇积累有什么可炫耀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父母官们靠着手握的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是十分必要的话，那么今天，依然在低端产品上徘徊，就十分明显：懒惰、迂腐和腐败！政绩也就变成了败绩！
中国有市场经济吗？有。这些“政府经济”，官僚经济，都已经市场化了，没有金钱的动力，它是不会突飞猛进的！但中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吗？不！“政府”，它不是一只“无形的手”，而是一只有形的手！它直接插手经济，它可以调动所在范围和地方的一切资源，却可以不为这一切所付出的成本、代价、风险和损失负责！正因此，在中国，尤其在当前，必须有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否则，局部的“有计划”，而全局的无计划，它比任何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来得更快、更猛烈的崩溃！
不管怎么说，中国终究是在巨大的艰辛中，在“政府”经济，在官僚经济的主导下，积累了庞大的资本。这是透支了资源、环境、和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为代价，来之不易的积累。但是，这积累又回过头，去给处于内亏内虚的资源、环境、和劳动者们补血了吗？去为可持续发展，去为全球化国际分工中，中国地位的提高而投资于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使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吗？
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貌似中国富裕了，中国强大了，却造成巨大的流动性过剩！中国真的资金多得“过剩”了吗？这完全是个假象！而这个假象很快就会被捅破！
这些“过剩”的人民币，因为中国金融的垄断和僵滞，无法到达它应去的地方：民营企业除了行贿取得贷款，就是嗷嗷待哺艰难挣扎；科技产业化在民营高科技企业里几乎不可能，而在国营企业里呢？除了在官僚们的兴趣点上，否则均无所作为！至于需要大笔资金的农业和环保，不要说农业现代化，就连农业水平的提高都蹒跚前行，环保则一塌糊涂！
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和腐败，长期负利率，使储户忍无可忍，终于“股改”这一契机，大笔资金涌向股市！通过股市，又流向了中央政府无法控制的广阔领域，特别是流向了中央政府最忌讳的房地产行业！当前，宏观调控客观上已经失灵。
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吏们，以更加的激情在继续创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如果说，透支资源和环境是可以掩盖的，资源离大众很远，环境造成的癌症20年后才爆发，到那时，谁之罪？鬼知道！那么股市泡沫的破裂，物价使人无法忍受的上涨，都将在不长的时间里把这“高速增长”的神话吹得烟消云散，“大国崛起”的梦也将随之破灭！那时，留在中国大地上的是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质量不高的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电讯网路，高能耗的发电厂、重化工企业和低水平的加工厂，以及短缺的资源和污染的环境。而我们的软件：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几乎都要从头开始！至于现代文明国家的精神财富，则因为社会性的普遍腐败，而要从负数开始！
事实上，冷静下来，中国经济的所谓“高速增长”，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的！它不仅仅是因为糟蹋资源，破坏环境，使少数人赚钱，多数人受害。更形象地说：是父亲把儿子、孙子、和曾孙子的钱包打开，不顾一切地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留给儿孙们的是灾难和惩罚！
三、泡沫“永不破”的中国房地产
如果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是靠“政府”经济，特别是地方官吏的激情所创造的话，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就是这一经济模式的集大成表现！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早已形成，尽管中国具有房地产消费的巨大市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其成品房的空置率却相当惊人。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房价不降，反而上涨！这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
原因何在呢？
原因是：政府掌握土地，将土地开发，拆迁，对外“招挂拍”。掌握土地的政府即“大老板”，是不会叫房地产跳水掉价的。因为这关系到大金库，小金库，政绩和个人的钱包。
正是因为“大老板”坚定这一不叫房地产跳水掉价的“基本点”，追逐风险最小利润最大的资本就会涌入，就会把地价和房价统统炒起来。在土地资源短缺，资金难以找到增值出路的中国，经济萧条反而表现在房地产的红火！
那么房价越炒越高，房屋空置率越来越大，泡沫是否会破裂呢？
回答：不会的。即使“宏观调控”一屡屡“新政”面世，随即短时间抛售房屋，房价下跌，而根本不会动摇大老板的“基本点”，所以房价还会回弹，除非中国金融整体崩溃！而这正是中央政府所最担忧的！
因为“大老板”的钱袋是国家银行，房地产泡沫在中国不是表现在房价跳水下跌，而是表现在国家银行的烂帐。因为国家银行的支持，“大老板”就能站稳“基本点”，只要站稳“基本点”，各路资金，包括海外资金就会蜂拥而入，“大老板”就转危为安，欣喜若狂，敞开大门……
显然，这“繁荣昌盛”，这“高速增长”，给中央政府带来的是整体的全局性的灾难！
对策：土地私有化。
无论城市的土地，还是农村的土地，都应当私有化。
当今，我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只要遇到征地，遇到拆迁，就会官民对峙，警民对立。官吏振振有词：“土地国家所有”！他代表国家，而掩盖官商勾结的黑幕。在和平年代，经常出现类似战争的场面，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的政府成了卖地者，成了与民争利的商人！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合理！土地所有权存在法律上的错误！
先说说农村的土地所有权：目前中国农村的土地说到底，仍然还是30年前，甚至40多年前的“包产到户”，也即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抵制毛主席的人民公社给中国农村带来摧毁性的破坏，在当时所采取的补救性措施！而即使这一补救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所以，客观地说，在刚刚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在改革开放之初能提出“包产到户”已经算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了！
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基础上踏步！如今30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还仍然沿用着上世纪60年代初刘、邓应对毛泽东的临时性措施，竟一用30年，不敢往前迈一步，中国农村怎么能富裕起来呢？！
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我国农村从土改以后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差的只是再往前迈一步！——
当今我国的决策者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往前迈一步！——把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农民！不是把土地使用权“承包”给农民，而是把土地所有权移交给农民，农民才会对土地心贴着心，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否则农村的一切“改革”都只是细枝末节或隔靴搔痒！
当然，有人会说：“这样，农村会两极分化，贫困的农民会出卖土地，……从生产力的发展，合作化、机械化，……”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是问题！学学世界各国的经验好了！远的不说，看看邻国日本土改的经验，再看看我国台湾省土改的经验，他们结合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使农业实现了现代化，不是个别农民富裕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整个农业跨入了现代化！
再说说城市的土地所有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我国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以及1978年宪法，均未如此提到，直到1982年宪法才有如此文字。对此当时的彭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解释如下：“关于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宪法草案从我国的现实状况出发，作出了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那么当时是什么“现实状况”呢？
当时的现实状况就是：1949年建国以后，在我国的城市，除没收“三座大山”和所有 “坏分子”的房屋后，还有50%以上的城市房屋属于一般老百姓所有。50年代后期，这些房屋均由政府出面统一管理对外出租，屋主就拿租金。这就是所谓“经租房”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一片革命声浪中，屋主的租金被停止了，房屋就相当于被没收了。既然房屋被没收了，那么房屋下面的土地也就被没收了！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状况”，所以1982年宪法就开天辟地：“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样一来，所有城市居民，包括自己居住，不对外出租房屋的居民，房屋下面的土地也就都属于国家所有了！
——不知彭真委员长是被文化大革命斗怕了，所以宁左勿右，还是这老一代革命家疏忽了，既没有认真审视眼前，更没有展望未来，总之，这实在是欠考虑的几个字写入了宪法，给中国社会埋下了隐患！
试想：如果中国的城市建设总要伴随着因此官民争地的冲突和“战争”，中国社会谈何稳定？怎样和谐？目前新建的房子均在改革开放以后，有的已快30年了，20年后土地使用权结束，而那时中国几乎所有城市人口都是屋主，这类“战争”还能进行下去吗？
显然，改革是必然的，改革是必须的！
尤其当前，我国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如何使它挤掉泡沫，回归市场？那么，将土地回归自然，回归私人所有则是必由之路！必须之路！
试想，土地归私人所有，随行就市，哪儿来那么多“战争”？国家每年征收较高土地税，谁还囤积土地？对多余的房产加征财产税，谁还去炒房产？要想使我国的房价真正地、实实在在地降下来，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土地和房产，这两方面的炒作源！从根本上切断不正当利益的渠道！从而客观上消除不正当利益的所得者！
土地私有化将使我国农民整体脱贫。因为土地具有价值。
土地私有化将使我国农民具有主人意识，公民意识，土地利用率提高，社会稳定。
土地私有化使土地增值和流通，这两者均增加国家的税源。这比一次性“招挂拍”的卖地收入即丰厚又便于管理，切断寻租源，显然对国家有利！
四、社会不公，后患无穷
一个社会如果连稳定都无法维持，和谐就成了侈谈。社会不公，就无法稳定和安宁。
我国从上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使很多下岗（失业）职工在维权、抗议，2005年的又一波改制，抗议面进一步扩大，今后的大国企和央企将如何改制？这不能不作认真的考虑！
我国的国企改制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目前已是全社会的共识。
我查阅了国资委有关国企改革的两个文件：《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2005年4月）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2006年1月）。
为什么国有企业产权只向管理层转让？为什么不以股份形式向全体职工转让？全体职工可以作为股东，投票聘任管理人员，这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职工又是企业主人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而国资委的文件恰恰与他们自己所宣传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背道而驰！
无论这个企业富有，还是要破产，企业职工每人一票，一切透明，什么问题都好办，否则一切问题都难办！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资委会不知道？回答只有一个：他们的思维模式已定格，利益明显偏向了一边！
尽管国资委文件中指出：管理层要“提供受让资金来源相关证明”，但是中国的国情，规规矩矩的管理层哪儿来这“受让资金”？国资委文件中类似这种文字都是做秀文字！是眼开眼闭叫管理层去钻营，方法多多！
中国的国企改革是无法同撒切尔的国企改革同日而语的！英国的国营企业无论蓝领白领的工资和待遇都不比私企差，他们都是国家的雇员。而中国的蓝白领都是国家即企业的主人，他们几十年的低工资都是因为有住房，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保险，哪怕这些待遇和保险水平很低，但是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英国是可以用 MBO，即管理层用本企业作抵押从银行融资，收购企业股权，而中国如果这样做，或变相这样做，就等于管理层剥夺了广大职工的权利！
即使一些有背景、有“实力”的所谓“民企”，去“国退民进”，也几乎是用同样的伎俩完成对企业的收购。这种“国企改革”、改制，能公平吗？能公正吗？
于是，已被“收购”的企业，有的拆卖设备，搞房地产开发；有的又将企业转手倒卖从中渔利。这种同为“国家主人”、“企业主人”的人与人地位的悬殊，利益的反差，所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也就同时造成了行为的失衡！就在物权法通过不久，辽宁一家国营转制后的钢铁厂，30吨钢水包脱落，使30多人在钢水里化为乌有，这一莫名其妙，建国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故就此发生了！等等，等等。
从起点就不公正！过程到结果都不公平，不公正！
被牺牲利益的下岗职工，以及昨天还是企业的“主人”，今天就成了企业奴工的在岗工人，你能捆住他们不维权吗？
这样，一股愤怒抗议的流，将长期起伏涤荡着中国。
对策：
1、应当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一次重新审查。审查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是否有违法行为。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改制，一律推倒重来。
2、国家应立法允许并保护成立企业的独立工会，独立工会由企业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下岗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以保证全体职工，特别是下岗和退休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这种企业主与职工的对话沟通和制约机制，将矛盾在基层化解，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这已是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通例！
3、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国的央企和各省的大国企，拥有我们国家最好最优的资源，然而它们的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这种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我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对这些大国企、央企的改革，改制是必然的，是必须的！
本人建议：将这些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和股份，分配给全国人民。即分配给全中国具有选举权的全体公民，包括工人、农民、下岗和退休职工，也包括农民工、个体户和各类自由职业者等，全体公民。以全国目前13亿人口，合格公民大体为其2/3计算，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央企总资产超过9万亿元人民币，每人正好1万元有余。加之各省的大国企，每个中国公民尚能分到一定数额的资产。这些资产作为股份，设立多家股份公司，股份可以转让，可以买卖。股份公司代表股东监督管理企业，等等。这方面东欧有的国家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借鉴。
这样，不仅达到企业增效的目的，尤其是消灭了中国的赤贫人群，大大缓解中国当前贫富差距之大这一突出的社会矛盾，极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五、失缺的政府，失缺的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众多问题，实在不是通过念经可以解决的，必须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态度分析、探讨，加以解决。举例如下：
（一）、SARS事件：
2003年震撼全国的非典流行，至今全国人民还记忆犹新。一个本来可以控制的流行病，因为我们政府的封锁和媒体职能的失缺，而大范围扩散，震动全国，惊动世界，使全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SARS事件后，要求深刻吸取教训，此类错误不再重演重犯的舆论沸腾。
然而，时隔不过三、四年，如果不是国外媒体报导，如果不是因为猪肉价格大涨，中国老百姓还被蒙在鼓里：原来猪蓝耳病已经在全国25个省份蔓延了！
灾难在重复，教训却没有！难道这还不应当使我们警醒吗？
（二）、党的执政能力：
胡主席上任后即抓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党的执政能力又如何呢？我们就看一件小事吧！
本人在北京，在天子脚下，即经常看到城管执法队来到一个街区，就上演一幕我们只有在电影电视中上看到的日本兵进村的活报剧：一条热闹的街道一刹那间煞然的静，片刻，鸡飞狗跳，所有商贩以夺命的速度收起自己的商品，四散奔逃。来不及逃窜者即被城管掀锅踢盖，扣押抢夺……
孰知这些摊贩不仅是农民，更有下岗职工，待业农民工，和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很多人只是想在创业的道路上试一试水，他们有必要牺牲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申请一个专门的摊位，去办理一个专门的执照吗？难道作个简单的登记不行吗？即使收不上税，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不能网开一面吗？
问题是这种“皇军进村”的场面在同一地点屡屡发生，同时受到惊吓的还有当地的居民、业主、消费者，客观上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当地的主人。这条街道可不可以摆摊？影响交通的程度？应当由涉及利益的主人们协商决定，政府可以组织这类协商，推动形成决议。然而，现实情况是所有主人均敢怒不敢言！此时他们既不是业主，也不是居民，更不是公民，而是“良民”了！
在“四人帮”时期，打杀市场叫“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以后，这类情况叫“城管”。可管了近三十年，就管成这个样子！
因此，在首都北京就由此发生人命案！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在互联网上，杀人的小贩受到普遍同情，而被杀的“执法”者，却被骂：“活该”！
又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某地一名女大学生因为摆摊与城管纠纷，竟然发展成上千大学生与警察的冲突！
呜呼！这就是党的执政能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应当检讨一下吗？
（三）、产品质量问题
近一个时期，世界各媒体纷纷爆料我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于是引起了包括国家最高层的关注，一个抓质量的大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效果会如何呢？
本人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激奋的豪言，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可以把他自己拎起来！
他越是如此豪言壮语，有理性的人就越对他不相信！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几个月就能解决？
客观地说，中国人给外国人奉献的产品比“出口转内销”在质量和安全保证上要使人放心得多！但是，没有一个对本国消费者担负起产品质量和安全保障的体系，就很难对出口产品有相应可靠的保证。
如今，外国只是死了几条狗，而中国却因产品质量死了多少人！
人们不会忘记几年前阜阳假奶粉事件，使多少可爱的小生命在婴儿期就离开了人世。奶粉质量不知最后解决如何？
粉丝粉条质量问题又曝光了！中国的制假售假屡屡曝光，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拔刀断水水照流！
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全社会的警醒吗？
媒体将这类丑恶事件曝光本来就很不容易，媒体认为：“我曝光了！”于是老百姓就认为：“那政府该管了！”事实是政府并没有管！并不是政府不想管，而是它管不了，起码是管不好！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失缺的政府！面对管不了和管不好，它除了应付，就是不管！
（四）政府官员普遍作秀
我们的政府高官几乎都成了演员，人走到哪里，电视镜头跟到哪里，溢美之词赞到哪里，至于做了多少事？只有天知道！这种风气普遍泛滥，即使最高领导也不能幸免。比如温总理，媒体报导他关心两位北京拆迁户的不辛遭遇，他随即指示下面官员调查纠正办理。然而两位老人除了继续委屈，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这并不能说温总理故意作秀，而是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失缺！试想：要让一国总理去落实两位拆迁户的房子，这国家还能前进吗？
我们的政府失缺什么？它失缺的是：人民对它的支持，人民对它的监督，社会对它制衡的力量！因此它缺少内在的机能，它懒惰、腐朽、表面文章！所以它经常表现为：
“领袖口号惊一阵，
舆论媒体哄一阵，
手忙脚乱过一阵，
表现表现就一阵！”
我们的社会失缺什么？她失缺的是：人权，和公民社会的人权意识！
正因此，山西“黑砖窑事件”才得以发生。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类事件还有不少，甚至可能更严重！
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失缺，才会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藏污纳垢！才会在我们大家众目睽睽的视野中出现众多的不公平和荒谬绝伦！才会使我们的社会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重复发生！
同样，黑社会势力猖獗，因为老百姓处于无权地位。中国没有选票，所以官员的政治权斗经常需要黑社会帮忙；政府低能，所以“执法”需要黑社会鼎力相助！这样黑社会就有了社会基础，它受到官员的保护，又被官员所利用，黑白两道勾结，共同欺压百姓。
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类似战争式的维权抗争，就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失缺所致。
一个完整的社会，应当有各个人群和社会各个层面对话沟通的渠道；应当有各个阶层、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制衡的机制；作为社会的公器——政府，它服务于全社会，它应当在社会各种智慧和力量的博奕中，由老百姓通过选票，授权某一派别，某一政党掌握公器，组织政府。所以，由哪党哪派用哪种思想或哪种主义执政是老百姓的选择。这样，执政者是可以转换轮替的，择优录取。录取者会总结前一届政府的施政得失，从而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使本届政府做得更好。
这样的政府是有群众基础的，是受拥护的，是合法的，是服众的！这样，社会的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在相互理解和妥协的基础上，在共同契约的一段时间里，团结一致推动社会向前迈进。否则，政府被自称为“永远正确”的一方所把持，甚至“永远正确”的一方还高高地站在政府之上，要坚持永远把持！那么这“永远正确”的一方必然与社会的大多数对立，久而久之，则造成对抗。而且，那“永远正确”的一方因其非理性而变得越来越劣质，就如同我们常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一样！
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已近60年，无论它摆出多大的成绩，无论它怎样论证自己的正确，无论它封住所有人的嘴，用掌握的宣传机器对自己大唱赞歌，以及它变着方给老百姓多少美妙的承诺，但是中国社会对抗性的矛盾已普遍发生，而且越来越烈。
中国不安定，更不和谐！
对策：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已非常简洁、明确、科学地阐述了人权的意义和内涵，即使小学生都能够理解。尽管我国早已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但问题是：不能将它束之高阁，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
一个掌握社会公器的政党，一个诚实的政府就应当执行和捍卫《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告诉我们：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
也就是说：对当前的中国，解决她所存在的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进行必要的、必须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使人民的意志能够表达，能够通过选票选择多数人所拥护的、为全社会所接受所公认的、合法的、有行为能力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通过改革，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
六、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胡主席，温总理，二位领袖：当前我国社会众多的不公平、不公正，所积压的众多的社会矛盾，离胡主席提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去甚远。十七大前，党内外向您们建言献策众多，除了歌功颂德的之外，所有人对当前中国的严峻形势空前一致：股市泡沫，物价上涨，贪污腐败，房价飙升，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矿难频发，国有资产流失，黑恶势力猖獗，卖淫卖血艾滋泛滥，黑砖窑事件公愤难平……等等。这一切，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决心，立即改变的紧要关头！然而，如何改变，怎样改变，方法却大相迳庭。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针对以上的问题，该文指出：“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接着又有《170名老干部对党的十七大的建言》，以及还有其他《建言》等，更直接点名邓小平。
他们指斥邓小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对此我不辩护，但是他们把当今中国的乱象都归之于邓小平开始，我作为一介平民，实在要为邓小平鸣不平了！
他们呼吁共产党中央：“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我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参与共产党内的路线争论。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我无法逃避中国的现实而被迫必须关心政治，那么我不得不对这些老部长、老干部、老将军们深深地叹一口气，直吐胸臆：您们比我们年长，比我们位高权重，应当说您们对邓小平和毛主席的了解，比我们多，比我们深。当然，因为您们多年深受党的教育，所以被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缺少了独立的思想。今天，您们终于有了独立的见解，敢于挣脱束缚，向您们的最高领导直陈主见，我应当向您们表示祝贺，因为您们终于有了独立的人格，敢于讲话了。讲真心话是人的尊严！但是，我又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中。固然，人类的历史一直是在曲曲折折中前进，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总是在灾难中踏步，总是在付出牺牲后又回到原地重新开始，即使悲壮，但也是悲哀和绝望！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重来不做祷告，也不懂祷告，今天第一次学着，或者准确地说，是对话。是我憋在肚子里10年，20年要与邓小平的对话，但因为我们中国的国情，我没能与他生前对话，而只能在他去世以后的10年，在今天，在我悲哀中与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他对话。
一个静静的夜晚，我独自望着星空，望着轮椅上坐着的熟悉的而又有些模糊的老人，我先开口：“您好，小平同志。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这1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出现了众多的问题，因此，对您也有众多的非议。而令我惊讶的是：您当初从牛棚里把众多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替他们恢复名誉，使他们重又体面地登上高位，而今天恰恰是他们对您的非议最多。当初，您取缔西单民主墙我就很愤慨：这座墙，作为基层群众揭露批判四人帮、凡是派，您默许了。后面，它的目标就是毛主席和他的路线了，您不允许了！其实，对毛主席和他的路线，您比所有的人都更了解、更清楚！因为您是他周围密切的战友，他又把您看成是他的政治对手：‘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人民都知道，您是在发誓‘永不翻案’后，才从毛主席的胯下钻出来的。
为了您的政治信誉，您必须捍卫毛主席，起码您不愿意看到在您生前对毛主席和他的路线的透视而因此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尽管您当时已经成了政治强人，却压制了中国社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压制了全社会对大事大非的识辨能力。一个刚刚走出10年浩劫的民族，竟然叫她忘却疼痛，模糊记忆，去“摸着石头过河”？！
您没有胆量为自己彻底翻案！您没有为您自己曾有过的罪名‘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名，却又以此罪名罢免了您亲自培养的接班人胡耀邦，由此引发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本来历史已将您身上所有的污点洗去，展示您中华民族儿子的光辉形象，但是您却又把一个时代的污水泼向了自己！您去世以后，您的自私自利庸庸碌碌的接班人没有善策重塑您的形象，他只高举您的牌子“邓小平理论”，沿着您的“道路”，似乎很忠实地一个劲儿地“摸”下去，所以政治改革毫无建树，经济改革步入歧途，压制所有异己，包括对信仰自由进行警察式的镇压，这就使共产党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可以不听任何声音，我行我素的政党。于是中国社会乱象丛生，乃至您当初恩泽于党内的众多老干部、老同志们，也已体察到了严峻的形势，而开始对您否定，要求退回到您在江西痛定思痛，必须‘拨乱反正’，后来确实被‘拨乱反正’的那条老路、乱路、死路上去！我认为这一切不能不归之于您的一个重大失误！即：您已全身而退，就不应当再插手您亲自培养的两位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工作，并武断地结束他们的政治生命。原本他们有应对变化的中国的能力，而因为您的主观和武断，使他们蒙冤离世。
所以，我想给您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主席写一封信，请求他按照《宪法》，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下令撤销对所有报刊媒体的控制和审查制度，撤销对网络的封锁。我想不用很长时间，我们这些老部长、老干部、老将军们就知道毛主席和他的路线是怎么回事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又应当如何定位了！以及，应当给您一个正确的、对人民和后代负责的历史评价！”
夜，静悄悄，天上的老人寞然，我继续说下去：“小平同志，10年前，我在屏幕上看到您坐在轮椅上，望着电视里人们对您的赞颂，您侧过脸，像是问：‘我有这么好吗？’周围的人向您点点头，我看您脸上现出了本已很深的皱纹，您双目低垂，嗫嚅，像是说：‘我这一代人能做的，只能如此了！’您在悲哀中。几天以后，您离开了这个世界。”
夜，静悄悄，晴朗的夜空，轮椅上的老人像是离我越近了，我似乎看到老人动了容，我也哽咽，难以把话再说下去。
星星闪闪烁烁，在泪眼模糊中，我看到那轮椅慢慢地转过去，在离开我，在浩瀚的夜空中，轮椅载着老人慢慢地，慢慢地，远去，远去……
当我沉静下来，我感到我需要做什么？需要写什么？
是的。我需要给胡主席，温总理写一封信，一封公开信！
一切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变化。
今天的共产党，在政府里和国企里的绝对领导，是以他们出色的政绩，获得群众的拥护取得高位的吗？不！我们可以作一个调查，以其掌权的一、二、三把手，70% 以上均是由裙带关系，私下授受者；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者；好大喜功，假造政绩者；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者所组成。而就是这样一些不检点却道貌岸然的人，一本正经地教训群众：“我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坚持我们的领导！”而且振振有词：“因为我们坚持马列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代表了……”
如果这是在舞台上说相声，会把台下的人笑得支不起腰来。然而，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这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可以请中纪委或中组部，或请某个民间团体作一个抽样调查！如果拒绝调查，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这就是悲剧！
我提出以上论断，并提出应当对共产党领导干部进行一次社会调查。这如果在40年前，或者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么，会有众多的“工农兵”对我怒不可遏，他们会把我揪住，并振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谁反对共产党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如今，还有哪个“工农兵”去喊这类口号？去作这种表演？如此，那么他周围的人，甚至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此人神经病！”——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时间把一切争论的东西都沉淀了，中国人回到了地球上，与世界人民有了比较相同的思维方式！
当我们那17位和170位老干部《建言》：“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那么，当前无论下岗职工，还是在岗国企工人，更包括民企和外企职工，他们不领情于这伟大的空话，他们会实实在在地发自内心地对着这些老干部们高呼：“实际一点，还我人权！我们要维权！维护我们的基本人权！”——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对策：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一）、为了使中国社会公平、公正，使改革在和谐的环境中推进，需要构建一个全社会的对话机制，为此很多人作出了牺牲，“六四”的青年即是如此。
如今，“六四”这一代都已是40岁上下的人了，正是国家的栋梁一代。想一想，当时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数最多时有200万人，而在全国，参加游行聚会的最少有 2,000万人！如果把表态支持的群众也算上，则有1亿人以上！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无法回避“六四”，应当明确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平反！
基于小平同志和那些老一代决策人均已故去，目前健在人世的均是执行者，建议作为政治问题，对于目前健在人世的执行者均免于法律追究，以达到顺利平反“六四”的目的。
（二）、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六四”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
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建议中共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快得以推进。
（三）、释放所有政治犯，欢迎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共建民主中国。
中国民主化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需要集各方民主力量和智慧。海外民运人士很多原本就是中国知识界和民主运动的精英，如今他们已经为中国的民主化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他们是中国民主化建设的宝贵财富。他们会把世界各国民主建设的精粹搬回祖国，将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使我国56个民族具有更强的向心力，就像美国 50个州，没有一个州愿意从美国分离出去。即使夏威夷想独立，最后由选票说话！那时的民主中国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中国：如此悲惨的偷渡客，女人愿意卖身，男人愿意做奴隶，享有特权的高官拚命把钱往外搬！……那时的国人就会感慨：“这一切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民主的中国，就没有光明的今天，阿门！噩梦已经过去！”
（四）、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开放言论自由。
应当免去当前中国法律中所有姓“社”，姓 “资”的条文，它可以写入某个党的党纲中，但不能写入国家法律，不能对人民故设禁区。世界历史都是由当代人自己创造的，不可能，也不应当在前人划出的框框里行走！事实上，中共领导人自己早已打破了“社”与“资”的界限，他们自己早已积极主动地跨入了资本主义，而只用“社会主义”来圈住老百姓这群羊而已！这层虚伪的面纱应当揭开了！——中共，早已将，如今已具有壹万多亿美元的中国国家外汇存放在“资本主义”的美国。
我们按照正常人的正常逻辑思维来分析一下——
命题一：很少有父母把自己的钱币存放在自己的儿女处。
命题二：很少有儿女把自己的钱币存放在自己的父母处。
命题三：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钱币存放在银行里。
原因：钱币存放在银行里，哪怕是贬值，在中国就是贬值！也要存放在银行里，因为银行的公信力！全世界的储户都有一个共识：银行的公信力是银行的第一要务！
命题四：中共将壹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存放在美国。而这笔钱币的动用权仅仅是，也只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结论：中共最高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美国社会和美国社会制度的信任度，要超过对自己父母亲的信任度，要超过对自己儿女的信任度！否则会把如此之多的钱存放在自己不信任的，对自己称霸的人和国家的手里吗？这是任何一个头脑冷静、能独立思考的人都会得出的结论！
当然，把钱存在美国，有众多的目的，如：堵住美国的嘴，减轻美国对中国即对中共的政治攻击，对中共人权政策的批评！又如：抑制台独，只有倚仗美国最有力量！等等。
既然如此，中共又为什么雇佣文人和网络特务不断涂鸦美国，煽动无知的青年盲目的民族主义，制造民间反美舆论？目的何在呢？
目的十分简单：制造民间隔阂，省得美国的民主思想俘虏了中国的老百姓，颠覆了中共的独裁统治！
所以，开放言论自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使中国人在地球上站稳脚跟，与世界人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思维方式，以使改革顺利进行。这样，那17位和 170位老部长、老同志，以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知道：当今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真正改革之路！是中国的希望之路！
胡、温二位领袖，凭着您们所受的教育，凭着您们的理性和知识，凭着您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良心，您们扪心自问：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一个靠对舆论和大众媒体的封锁，靠对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封锁，靠对人民言论的封锁、压制、打击和控制，才能维持的政权，且不要说这个政权有何合法性可言，其虚弱性和非理性，有什么值得去对它维护的？难道不应当对它进行改造吗？！
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老百姓愿意姓什么就姓什么，由选票说话！
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这是当今中国的必由之路！谁为此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反之，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只有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创建中国的和谐社会，也才能应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危机和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
七、台湾问题与大陆政改
中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必须依靠中国的政治改革。同时，只有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才能应对台海形势从2008年开始的严峻挑战！
胡、温二位领袖，这是您们无法摆脱，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台湾，是大陆政改的楷模：
大陆政治体制的改革，改什么？如何改？为什么要改？
回答很简单。
改什么？概括地说：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民主选举。
如何改？台湾为大陆的民主化改革树立了榜样，也提供了经验。
为什么要改？因为改的好处太多太多了！不改的坏处太多太多了！
本人现在对台湾的了解，90%的信息都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获得。然而即便如此，本人得出结论：即使台湾的政坛乱哄哄，也比大陆的政坛静悄悄要好100倍！
理由如下：
1、台湾没有政治犯！我们大陆有多少政治犯？胡、温二位领袖您们心里清楚！即便我写这封信，都会因此而被关入囚笼，或遭遇不测。
2、台湾老百姓想说什么说什么，媒体照登！而我们大陆，不要说老百姓，就是你胡主席，温总理，你们能很轻松地说话吗？连说话都不轻松，谈何创造性？当你们在主席台上念经，下面的人瞌睡连绵，你们会不有所感觉？你们不痛苦？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元首，在阐述国家的大计方针，国家的精英们都抑制不住打瞌睡，这航船怎么开？这国家怎么走？
3、是的，您们也很亲民。但是，台湾的选民会捏他们所拥护的领导人的脸蛋，这是爱！我想，在平等的相处中，人们对您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和爱，会使您们感到更自在和幸福！……
民主政治，好处举不胜举！
是的，台湾的立法机构，这个院，那个院，经常大打出手，但它的乱是在明处，总比宫闱里的阴谋诡计、磨刀霍霍要好得多。何况从民进党上台执政，台湾真正实践民主政治还不到8年的时间，她怎么能与200多年的美国民主政治相比美？
“阿门！我们祝愿台湾的明天会更好！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一盏明灯，她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一百多年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的英烈们在上天为我们神州大地的祝福！”
（二）、台海形势将逼迫大陆政改：
台海形势从2008年开始，将逼迫中共政改，否则中共的命运凶险叵测！原因如下：
1、假设国民党上台：
从当前的情况看，如果不出现变局，2008年，台湾将是国民党上台。国民党上台，两岸领导人和国共两党将拉近距离，直接面对面。历史上有前两次国共合作的经历，今天，中国老百姓将会用客观冷静的目光来判定是非。这是前两次国共合作所不具备的条件！这是时代的氛围和现代的科学技术条件所决定！两岸同宗同根又近距离的接触，任何挑拨离间失去了作用！
如果国民党上台，她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因而处处主动。她不仅应当欢迎接受大陆“三通”的主张，而且应当向大陆全开放，同时也要求大陆对台湾全开放，有这个基础才能谈统一么！那么大陆可以到台湾办报，台湾也可以到大陆办报。双方都开放各自的网站、电视和各路媒体，双方都不准封锁！这是平等交流，这是公理！那么，当大陆解除了它当前对舆论媒体的严密封锁，开放了人民的言论自由，一个新的中国就很快诞生了！
所以，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其迟，不如早；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大陆对言论、媒体和网络的开放，更是与其迟，不如早；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主动对中共有利，主动对国家有利！
2、 假设民进党上台：
那么情况对中共会更加糟糕！
2008年，如果民进党不玩弄政治伎俩，是不可能上台的！假若民进党再一次偷取民意，执掌了台湾政权，那么，新上台的民进党执政者一定是一位“政治专家”！出于政治的需要，他肯定会比陈水扁走得更远，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拖住这位“政治专家”了！
那么，中共必须更加乞求美国对台湾“施压”，只有靠美国去抑制台独！
而美国呢？可能压不住这位“政治专家”，甚至新的美国总统根本就不想压制这位“政治专家”！
这样，就把中共逼到了不能不使用武力的墙角！武力攻台已是中共不得不发的一箭！那么情况会如何呢？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
使用核武器？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那就等着全世界的公审吧！
对准台湾岛发射几颗甚至几百颗导弹？不解决问题，而且会遭致世界的谴责、嘲笑，和国内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群从不同角度的激烈攻击，直至引发大陆政局动荡！
飞机轰炸？情况同上。
武力解决只有一种选择：解放军登陆台湾岛！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战争决定，政治考虑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战略战术的考虑，中共会大造舆论，甚至召开特别人大，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散中共高层的政治风险。
那么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将会出现的情况：自从中美建交以来，这近三十年里，中共始终没能使美国放弃在台湾被诉诸武力时对台湾保护的承诺。根据美国参众两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介入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我们以最好的情况，解放军登陆台湾岛成功！
当大陆诉诸武力时，即使在位的美国总统迟疑不决，即使美国西太平洋的海军战术反应迟钝，而使解放军登陆台湾岛成功，那么对中共也没有一点好处！——美国参众两院将在不长的时间里授权美国总统采取行动。而美国总统最简单的战争决定是：海、空军封锁台湾海峡！
美国目前只需要使用其制空力量，就已经可以封锁台湾海峡了。只要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登陆台湾岛的解放军起义是100%的定局！原因如下 ——根据历史经验，共产党军队出动镇压民主运动，如果没有从上到下持续不断的命令、压力和支援，军队就会哗变。历史事实如下：
１、1968年“布拉格之春”，虽然苏军迅速占领了捷克全境，但是，只有几天的时间，苏军坦克在捷克民众的包围和接触中，已有不少苏军官兵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发生了动摇。苏军是靠军队频繁调动，与捷克民众脱离，来稳定士气，实现了不长时间的占领。
２、1989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命令军队镇压群众，军队上层抗命，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齐奥塞斯库由下令镇压，到逃命，到阶下囚，到被处决！
３、1991年，原苏共中央政治局为挽救苏联的最后解体，发动了8.19政变，军队和坦克开进了莫斯科，但是，他们反民主的行为，遭到人民的反对，坦克被民众包围。没有流血，三天时间，政变即宣告破产！
４、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六四”对学生运动的成功镇压，完全是靠邓小平对军队的绝对掌控得以实现。
在“六四”前10年的时间里，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起，他就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发动指挥了中越边境战争。及后，他又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调动指挥了解放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区军事演练。而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具体实现他对解放军的绝对掌控！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这种对军队的亲身实际掌控，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没有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然而，即便如此，在“六四”前夕，解放军进入北京郊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军队在北京市民的包围和群诉下，有50%以上的解放军官兵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和同情，其中10%以上的官兵脱离了部队。即使到了“六四”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有解放军官兵打起了白旗，他们不是投降，而是拒绝镇压！
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不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大陆高很多，特别是台湾“解严”以后，民众对昔日专制统治记忆犹新，厌恶犹甚！台湾民众对民主的热爱和激情更是无法用任何力量去摧毁的。即使国民党，如果中共诉诸武力，她都会在“保卫台湾！保卫民主！” 的口号下与中共决裂。台军在台湾岛内都不需要与解放军正面接触，它只需要保存实力，迂回战术，拖延时间即可。解放军即使登陆一个师，一个军，甚至更多部队，只要失去大陆的无限后援，都会在台湾民众的包围下，被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追求幸福，这现代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所折服，登陆台湾岛的解放军起义是100%的定局！
当登陆台湾岛的解放军起义的消息传入大陆，中国大陆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就可想而知了！直截了当的说：这一导火线将根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
（三）、台湾的回归之路：
显然，台湾回归祖国之路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而和平谈判的前提是：中共必须改革！中共必须尊重，如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上所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那么，中共就有希望，中国就有希望，台湾回归祖国，中华民族实现大统一就会变成现实！
台湾民进党并非铁板一块。它众多领导人的祖籍都在大陆，陈水扁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中共经过改造，承认并实施多党政治，那么，毫无疑问，民进党内的政治精英，哪一个不愿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施展才华，却甘愿做一个偏居一隅的地方政客呢？
这样，民进党内的台独力量会骤然消退，它已动摇不了台湾岛内的政治大局。“台独”，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它将在台湾岛内被边缘化了！
胡、温二位领袖，如果您们能在改造中共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的道路，使台湾回归祖国，那么您们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您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儿子！
八、《一个人的遭遇》
胡、温两位领袖，我这封信就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拿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且直接跟两位最高领袖对话。这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简直是大不敬！何况我提出的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将得罪一大批还在朦昧中的高官显贵。按照搞政治的人的习惯，对我将会“查三辈”，我身上的任何一块斑疤都会放大，被涂鸦丑化，被妖魔化，以备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最后消灭！这在中国屡见不鲜！
为了省去这些人的调查时间，我在这里对自己的出身经历主动公示！而且我可以声明：除了因为篇幅所限，本人尽量减少文字，我在这里的笔墨完全真实，均有人证物证，经得起所有查证！我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公示于众，因为这实在是一部现代版中国人的《一个人的遭遇》！但它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生活的真实！
我出身在一个普通知识家庭，但父母早故。5岁即来到北京，寄人篱下。童年的我生性活泼，懂事理，但有点野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少年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已融化在血液中。
（一）、文革：
16 岁我在北京上一所技术学校，因为有学校里13元人民币的生活费，我感到经济上、身体上、精神上都空前地解放，但是没有赶上好时候，那是在文化革命前， 1964年，我就算是走“白专”道路了！所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这“白专”学生立刻响应革命号召，成了“红专”的尖兵，走在了这场运动的前列。但时间并不长，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风靡北京，把我这个老子不是英雄的“尖兵”挤出了时髦的革命队伍，于是我天天在北大、清华看大字报。没过几天，大街上就出现了剪女人的头发，敲女人的高跟鞋，接着，商店的牌匾被捅下，庙宇的神像被砸烂，言曰：“破四旧”！我尽管很革命，也看傻了眼！更看到一批批穿军装的学生，冲进居民的家里，主人被强迫跪倒在地，屋里院里，翻箱倒柜，言曰：“打倒地富反坏右！再踏上一只脚！”北京城里，乌烟瘴气。
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我到了通州，通州也不安静！踯躅在运河边上的我，回想起刚才在通州城里的画面：几个穿军装的女学生用皮带抽打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跪在地上往前爬行……
我仰望天空，无声地呼唤：“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前辈们，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这样？这个国家没有了法律！”
我想起一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马丁教授》，当时希特勒纳粹掀起迫害犹太人的群众性狂潮，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群众怎么会这么愚？怎么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阻止这愚蠢、野蛮、反人性的狂潮？而今天这一切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我躺在运河边上，泪水沾湿了衣襟……
三十年后，我在我当初躺着的运河对面买了一栋别墅，这是后话。
就在运河边上，我鼓励自己：不能光看阴暗面，还有光明面，大鸣，大放，大民主，……我不能当逍遥派，我要投身这场运动，锻练自己，也要看看，这路将怎么走？！我生命的特点是：进取，搏斗，不甘寂寞，何况这是世界革命，我还憧憬着伟大革命的理想呢！
这样，很多青年，在海绵吸水一样易于吸收知识的年月，我们学会了革命和斗争。近三年的光阴，北京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经过去，伟大领袖说：“你们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国要学习解放军！”
（二）觉醒：
我的幸运是，作为一名技术学校的学生被分配到一个国营大企业。而且我立刻进入了状态：我要提高这个企业的生产力！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这一切一切都不可能！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批判的一切，恰恰是我现在要追求的先进生产力和保证这一生产力的管理制度！显然，我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必须离开这个想有所作为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是非之地！
我还是幸运的，我很快参加了解放军。我参军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了解解放军！既然我们从“革命小将”变成了“再教育”对象，现在最时髦的是解放军，我倒要看看解放军是怎么回事！
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学生加入军队，确实像一颗新星，还在新兵连，师长就能叫出我的名字，让老兵们大吃一惊！
但一条杠杠：我不是“红五类”，我无法入党！
不久，一份材料从北京转到了部队，又转到了我所在的连队，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当时所称颂的革命行动，现在都已成了我们“反革命”的罪状！
开始，我还很纳闷：“不会吧，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捍卫毛主席，而毛主席现在还高高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明白了！
这时，我安静下来，我要把自己青春所付出的一切，认真地进行思考。三年文化大革命，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场面，这时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地过电影。我向自己提出了几十个，上百个问题，强迫自己思考，强迫自己回答。
这些问题，有的很快回答了，有的反复思考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
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答： “他要打倒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和邓小平。那吸引众多年轻人的‘世界革命’都是神话！五十年代，毛主席充满激情地领导着中国社会的各项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但是他的经济路线遭到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失败的顶点就是‘大跃进’导致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刘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补救了中国的经济，挽救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对于刘邓，毛是不高兴的，他认为是“大权旁落”，于是主动退居二线，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次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已经锁定！”
问：“那为什么要如此轰轰烈烈，非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呢？凭毛主席在中共党内的威信，他比肃反初期斯大林在苏共党内的威信要高得多！他完全可以用斯大林的方式清除异己么！”
答： “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当时毛主席面对着众多的危机。政治危机：刘邓在党内威信日隆；经济危机：人民要吃饭，要就业！社会危机：仅已被压抑的人性来说，十六、七年的时间里，从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到反右派，反右倾，及‘四清’与‘四不清’继续反，全社会被共产党一连串的‘反’压得透不过气来，要爆裂，要找出气口！所以毛主席把所有这些危机，经过梳理，然后顺序一揽子解决！这样就有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气’都释放出来！从一开始刘邓习惯性地站在党的立场上‘领导运动’，本能地压制群众，在学生中抓‘右派’，这一最不得人心的举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一反常态，180度站在群众一边，因而群众多年郁积的愤恨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很快冲垮了各级共产党组织，各类群众朝着自己的目标，互相竞争着把所有的党魁和权威统统打倒。而群众的盲目性、天生的政治幼稚病，非常容易被挑动而互斗。接着，所有力量在相互攻击、内斗中元气大伤，就像一场战争，消耗掉战场上所有的能量，这时解放军来‘支左’了。造神的林彪因此实实在在地壮大了实力，然而他必然也必须垮台，这样才能使所造的神实实在在地耸立在神州大地上！
问：“那么文化大革命，难道就靠毛主席的伟大吗？”
答：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和进行，一靠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公有制，大家只能靠共产党吃饭，吃谁的饭，听谁的话；二靠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共产党封锁了舆论，人民大众只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跳舞、唱歌、斗争。于是革命小将在所指引的方向上不断用错误批判正确，直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造反派打倒刘邓，并用毛式的‘四大’民主，瞪大眼睛盯准走资派不准翻案！乃至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不仅不翻案，还提出‘四个坚持’！但邓小平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在第二次复出后，在八十年代，他对非洲国家的来访者说：‘你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西方那种制度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问：“那么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应当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答： “文化大革命鼓动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号召人民参政，但却并不是还政于民的真正民主，而是对真正民主的亵渎！它在共产党一贯的舆论封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封锁，乃至共产党内其他声音既发不出也听不到，因此刘邓和所有共产党老干部都受到了冤屈却无处申辩。广大青年和群众被煽动的激情把人类的基本道德踩在脚下，释放自己人性中的恶，抑制自己人性中的善，所以才造成了对文化的浩劫，社会的灾难，民族的耻辱！它的成因和基础就是共产党在中国所创建的制度！尽管中共的各级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正是毛主席利用了人民对民主的渴求去打击中共的软肋所致，所以这场浩劫中共难推其咎！
“文化大革命没能解决任何中国的经济问题，除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震天价响，拿不出任何积极的经济措施，却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一直割到毛主席生命结束，全国人民在等待中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感谢大自然能结束人的生命！一个民族之所以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地朝着死亡等待下去，就是因为毛主席的打手四人帮‘阶级斗争天天讲’。他们‘文攻’——不仅舆论封锁，而且天天口诛笔伐；‘武卫’——天天斗争走资派，即斗争我们那17位和170位，以及与他们相同的共产党老干部，除非这些老干部像马天水一样卖身投靠四人帮！四人帮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正如江青说： ‘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但她是一条‘天狗’！四人帮通过共产党惯用的舆论封锁，愚化全国人民，使年青人的奋斗力变成打击力，创造力变成政治权斗的魔力，这大自然的新生力量经过四人帮的加工，就变成不断绞杀这个民族智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神奇的伟力，这伟力能将毛主席的错误永远定性为正确，而且‘永不翻案 ’！直到4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懵懵懂懂，谁都看清了那是鹿，但谁都不说那是鹿，执政者装糊涂，继续念经：‘马就是马’，只有自以为聪明的傻瓜，还指着鹿颤痿痿地呼叫：‘那是真的马唉！’一个社会的是非被完全颠倒了！”……
尽管当时我的思考并不深入，但我已悟出了一个道理：“都是这个党，这个制度，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个悲剧！所以，我应当加入共产党，努力争取爬上去，无论掌握多少权力，都要想办法改变这个党！改变这个制度！”——我可以肯定：当时产生这一思想的中国青年为数不少！
但是我已入不了党，爬不上去了，我想我今后就留点儿文字吧，避免历史再重演这类悲剧！
我强烈地要求离开部队！但是，珍宝岛事件，部队在备战，我们南京军区27军奉命北上。我们部队在河北省就停驻下来。两个师在张家口、宣化，一个师在邯郸，军部在石家庄。
听年轻的军官们激动地议论：“我们可能要打到北方去!”我认为这是无知，我们即使冲出蒙古草原，也会困在西伯利亚，比拿破仑还惨！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机械化部队！
果然，我们的部队驻下不走了。我终于在那年冬天过后退伍了。半年以后，我在地方上听传达林彪事件，我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们的部队是去参加夺权斗争的！”
我在地方上做中学教师，我学生时代学的是俄语，我所在的合肥那所中学，因为当时大学不办了，教授们下放到中学，所以英语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我很懊悔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学习英语，我的业余时间是研修文学，我想等春天来了，我将贡献解冻文学。所以我在1975年春，将一部反映东北义和团抗击老沙皇的电影剧本《刘永和》寄给了江青。
1975年暑假，我应同学之约回北京。当时北京因邓小平复出，各行各业的“整顿”热火朝天。我摸索着想通过某些途径给邓小平递个话：“邓不久还将会被打倒，我愿用生命为邓扫清道路！”
但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共高干子弟太令我失望，我灰心丧气回到了合肥，准备度过漫长的黑暗岁月。果然，冬天，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全国人民似乎又卷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是不久，传来了毛主席的死讯，四人帮垮台，全国人民都在观望：邓小平何时复出？
1977 年3月，我在合肥市中心贴出了一首长诗《祖国的忠臣邓小平》，当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第二天即被拍照，撕下。第三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就在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点名我那首长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又隔一天，我被中共合肥市委实施“隔离审查”。然而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复出了！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被党中央定性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被打倒，万里来到了安徽。这时我被中共合肥市委看管得更紧了！当然，我很清楚，我已成了合肥市委一块烫手的山芋，他们又不能甩掉。
在对我“审查”期间，待遇较好，但看管严密，我也乐得一段自修学习的时间。但是人失去自由终归不舒服，一天，当我暴怒时，终于一位看管“领导”向我严厉交底：市委对你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你负责，1975年你给江青的电影剧本，江青有批示！听着——“庆棠，浩亮：兹转汪兆钧的电影剧本《刘永和》，要支持，要拍电影。江青1975年×月×日”
我听了真忍俊不禁，原来如此！
好吧，我顾全大局，我安静下来。
他们以为我会去找万里，或者去找最高当局，告他们一状，讨个一官半职。我嗤之以鼻！我向有关人员和领导反复说明：“现在四人帮倒台了，我连补课学习都来不及，根本不会去搞政治。我的性格不适合在中国的体制下从政，所以我对做官，没有任何兴趣！我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威胁！”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审查”了四年的时间。直到1980年万里离开安徽。
1981年，审查人员宣布对我“审查结束”。结论：“经过四年审查，没有发现汪兆钧有任何问题。所有对汪兆钧的外调资料、材料，全部销毁！”而这一文件宣读完毕，也不给我留下备份，声称：“这是执行市委指示！”……
（三）、创业：
1983年，我开了一个小面包店，当时新上任的合肥市委书记钟咏三到我店里问我：“你是否愿意去领导一个国营大厂？”
我告诉他：“我为今天在中国能有干个体户的权利而非常高兴！”是的，干个体户很辛苦，但是它能给人一个发挥创造力的广阔空间。
我从做面包开始积累资本，以此开发别的产品。三年后开发了一个饮料“兆钧可乐”，它荣获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它之所以获得金奖很有意思：我在每一位评审专家面前，备好3杯兆钧可乐和3杯可口可乐，请专家们品尝并加以区别。品尝鉴别的结果，多数认为是兆钧可乐的恰恰是可口可乐，而多数认为是可口可乐的恰恰是兆钧可乐！我们自己的配方，自己的知识产权，符合卫生标准，没话说，获金奖！
这时，开发新产品成了我的兴趣，甚至自己亲自钻到技术里去。不久，推出一个“万能塑料吹瓶机”，它很快占领了国内和国际市场，改变了我们中国一直进口国外塑料吹瓶机的历史，并且一度使我自己的企业成为世界上出口塑料吹瓶机台数最多的企业。
这样，我手里积累了几千万元自有资金，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是难能可贵的，我考虑资金的用途和企业的发展方向。我探索过发展房地产，为此我在公司里专设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部。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这个行业的寻租现象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开发商要讲究最低成本，如果能降低成本，你不降，你就是笨蛋！而你的谈判对象是政府，你跟“老共”的代表谈判，你会不钻营？同样获取贷款，银行也是“老共”！所以，扭曲人格，挫败自尊，行贿受贿，这是这个行业，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的特色！实在与本人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本人撤退！
这样，我便全副精力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之中……
伴随着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道业以塑代钢的革命，我开发了钢塑复合管生产线，这是一个大项目。按照人们的常识：塑料管是软的，压在城市高层建筑下面，有钢支撑的钢塑复合管比单纯的塑料管要使人放心得多！只要技术成熟，价格合理，市场是不会有问题的。尤其在北方城市，生活小区内的二级供热管温度在 100℃以上，如果以塑代钢，就必然要用钢塑复合管。但是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既有本人开发经验的不足，资本运作的缺陷，更有我国金融改革滞后，及体制上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真是困难重重，危机多多。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项目在技术上欧洲人做败了，日本人也没做出来，因此鼓舞我，我早都想把这个项目扔掉了！结果“抗战”八年，我总算把重大技术问题一一解决（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已授权，另两项2008年授权；近10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已授权）。当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全部解决，我已经倾家荡产了！
我把自己企业的土地、厂房抵债；把免费借给亲戚、朋友的住房五、六处抵债；把自家居住的别墅，这栋合肥市地理位置最好，10年后将仍然能保持最好地理位置的民居抵债！
这时我已不愿意再把这个项目做下去了！不仅因为还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我无能为力，更因为经过这八年的煎熬，我付出近3,000万元的学费，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因此我悟出了如何驾驭高新技术，既对其有力地推动实现社会效益，又稳稳地挣到钱，这技术和商业知识，一般企业家是不具备的！如何经营高新技术使其产业化这是我国经济领域最薄弱的环节，但对于我已经是长项，这是我一笔巨大的商业财富！我应当到更大更深的商海中去做更大的事业！
我看中了环保这个行业，并于2005年来到北京，准备立足北京，生意全国，放眼世界。
我必须面对一个现实：与资本嫁接，因为我没有资金。
但现实是：时下的中国人只认为投资股票和房地产能淘金，不少人连对开发资源的兴趣都已失落，别的一概是沙漠！投资环保？那不是学雷锋？去捐款？
我所能接触到的企业家、金融家，十分十分的少，只有五六个人，但实在不能恭维，也许他们之所以能荣冠“资本家”，口袋里有钱，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太差，我认为并不复杂的将他们的资金用于某些高新技术的经营，如污水治理，是可以挣到钱的，他们却感到云里雾里，捕捉不定。即使原来对高新技术有兴趣的金融家，竟然又调转船头去经营房地产，而且还很自豪地面对我：“你看！那多稳当，看得见，利润还那么大！”我哑口无言， “无力”反驳。而我很清楚：这一切，正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病态的体现！
（四）省悟
于是我只好祈求于政府。我造访国家环保总局，拜见当前被相当多民众寄予厚望、口碑颇佳的一位副局长，由秘书接待。我将信和资料递上。信函原文如下：
××局长：您好！
我之所以写此信找您，因为您对我国环保事业的责任心和敢言，媒体对此的报导，使您超过一般局长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故我找您请求帮助和支持，就可以理解了！
本人汪兆钧，是安徽省政协常委。两年前到北京即从事环保事业，特别是对污水治理领域的探索和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污水（不论城市污水，还是工业污水）治理的情况不乐观。不仅有很多该治理的没有治理，尤其是已治理的很多效果并不好！很难创建优质达标的放心工程！
为了有力推动我国的污水治理事业，特别是把在实践中验证较成熟的、可靠的先进技术，迅速推广，创建一个个高质量的污水处理工程，本人根据自己从事二十多年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际经验，创造一个商业运作模式，简称：“高新技术＋资本运作”用之于我国污水治理事业。其核心内容是：用资金支持，将成熟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免费安装到治污现场，在实际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当地环保部门检测达标并认可，方才付款给供应商。——这样，就使每一个污水处理工程均成为优质达标的放心工程！而投资商在这一商业过程中，不仅资金运行安全，又挣到钱！——这样，他们才乐于投资，乐于推进这项事业！
我请求您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是：根据您所掌握的信息，目前在从事或想从事我国环保产业投资的机构、企业和个人，将他们介绍给我（请注意：是介绍，而非指令！指令——就勉为您所难了！！）。
搞经济，就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的环保事业固然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但最终还要通过经济手段去落实，去实现。
我只需要您提供以上信息，并有可能把我介绍给这些投资商，——这作为政府，尽了职责：将社会资源嫁接！接下来如何落实，实现，这一切就是我们经济工作者的事了！
我请您帮助的事对于我来说很难，故才劳您大驾！您的支持将会使我这两年的辛苦得以结果，为祖国的青山绿水贡献一份力量！
为了使您适当了解情况，这里我将我要给投资商的演讲提纲（幻灯）给您附上。虽然概括，但反映了本人一个经济学的观点：投资商投资于高新技术用于我国污水治理，投资风险是极小的，而且是挣钱的！
我希望我所要做的事能获得您的理解和支持！
您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本人随时听候指示。本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明均附在演讲提纲之后。
致
敬礼！
汪兆钧
2007年5月21 日
我知道局长很忙，故过了一个月后才打电话询问。秘书说：“局长可能在研究吧！”我说，那你把局长的电子邮箱给我，我给他发一封电子邮件。秘书说这不便。于是我只能要来秘书的邮箱。
这样，我又给局长第二封信，电邮原文如下：
××局长：您好！
我是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我在5月21日给您的信和有关资料，秘书告诉我您已收阅。我将随时听候尊旨。
这里再补充一下我的商业运行模式的意义：不久前，太湖绿藻污染，轰动全国。乃至温总理亲自视察，到居民家中饮用自来水，深令人感动。可见，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我的商业运行模式，将会使我国有关这方面的去污技术脱颖而出！因为这一商业运行模式能充分体现：社会的需求，比十所大学还能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科技的进步！
另外，您比我更清楚：我国的水污染程度已经是世界第一！
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将会是世界第一！
我相信：我们经过努力能出口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并对外承包工程！
其实我所需要的起步资金并不多，1亿元即可。当运作起来后，各投资商们看到：既造福社会，又挣到钱，甚至比当前的股市还挣钱，他们自然会纷纷入股！
我是一个实干派，工作节奏很快。故不啰嗦。
致
敬礼！
2007年7月5日
我决定这是我给局长的最后一封信，再也不打电话去骚扰局长大人了！
7月24日下午，正当我在忙碌中，手机响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电话号码：01066556222，在手机里向我介绍，她是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的张小姐，并告诉我：“××局长已经把您的信转给了我们，您有什么好的技术我们可以帮您发布信息。”
我说：“我不需要发布信息，我只希望你们提供对我国环保事业感兴趣的投资商！”“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这个窗口！”
“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问。
“我们国家环保总局没有这一项业务，因此我们也不知道对我国环保感兴趣的投资商，所以也无法给您提供这样的投资商。”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只好强调：“我只是叫你们介绍，人家是否愿意投资，这是我的事，做生意都是自愿的，我相信我能说服他们！”
张小姐非常客气地又重复了一遍：“因为我们没有设这一窗口，因此不知道。无能为力。”
我当时激情涌起，本想对她一连串反问，但一想，她又不是局长，无论年龄、身份、知识，我跟她都不对称。“那就算了吧！”我说。
挂上电话，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是局长，我将反问他：“如果国家环保总局连谁有钱要投资我国环保都不知道，你只能发布信息，那你就改成中国环保信息发布中心吧！我们中国没有国家环保局！”
我还要告诉他：“有些技术你已经发布10多年了！现在需要的是做！不需要你没完没了的说！”
当我的心绪平静下来，便深深地叹一口气：“我们的滇池污染了，巢湖污染了，太湖的水也臭了！我们13亿人口，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
此时我胸口发闷，一样东西堵在喉头，我的大脑像台打字机，啪啪啪啪的文字闪在大脑中：“体制，制度，这完全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一定要公开的说！”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想把“体制”，“制度”这两个名词放在自己的头脑里，因为这会使我烦闷不堪，我总是用埋头做事驱赶它！然而如今已不能回避，它使我，使几乎全国人民都感到没有出路，这个社会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捆住建设者们的思维和手脚，即使当今执政者鼓励“经商，挣钱，积累财富”，现实是障碍重重，正路难寻！而在当前改革止步不前的时候，还有人要退回到祸国殃民的老路死路上去，因此我该讲讲话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和权利！而且要直吐胸臆，不要遮遮掩掩，要明确：“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必须走民主宪政之路！”
人类的所有精神财富，任何主义、思想、理论，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为生活得更美好而最充分发展生产力，以科学发展观，保护和鼓励人们的创造力，以使繁荣的今天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明天。没有任何道理说：我们的生活及实践就是为了要证明某个主义、思想、理论是正确的！所以当前，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摸着石头过河”，去探索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要了！如此的“摸”下去，代价太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倒是一条真正的真理！
世界上已被实践证明的富民强国的样板有的是！被实践证明不用很长时间，只用30年就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样板也有的是！远的不说，日本、我国台湾就是榜样！虽然国情不同，环境不同，但一个相同点：都走的是民主立宪之路！所以东欧各国、俄罗斯都抛弃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长期的新闻言论封锁，没有自由活跃的思想空间，我国很多人知识受限，思想走偏。所以才有那17位和170位，以及更多的老人，处于不能总结历史经验的悲哀！他们也因此无法理解，俄罗斯人民对已故的叶利辛总统的高度评价和热爱。即使用唯物辩证历史观，也已经可以给叶利辛盖棺定论了：“叶利辛，他是继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民族最伟大的改革家和统治者！”俄罗斯人民缅怀他，纪念他！
我们希望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出现中国的叶利辛！
胡、温二位领袖：尽管我们当前的制度，谁都不喜欢，就是您们二位也不一定喜欢，因为它使您们在国际上受到批评，甚至屈辱。比如：今年春天，当胡主席在莫斯科似乎很风光地在庆祝中俄友好年的时候，就在您的眼皮底下，我国有百万同胞正受着俄罗斯当局的驱赶，俄国主人都不给您留一个面子！我在自己的斗室里面对着电视荧光屏在替您难受。他们对您和对我们国家的不尊重，这是因为俄罗斯领导人非常了解我国的软肋！非常了解您作为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软肋！他们不仅了解，而且能捏住您和我们国家的软肋！——当前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是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在这个制度和政权下产生的领导人如果还能够生存，却不带领他的人民进行制度改革，那是这个国家太大的不幸，却是领导人偶然的幸运！
所以我应当对您们直陈主见，哪怕某些卫道士们拿我开刀！
我给您们写这封信我是做好各种准备的。
再过几个月，我就是周60岁的人了。如果把我送上法庭，阿弥陀佛！我对把我送上法庭的人充满感激！只要他们依法行事，执行公布于众的国家法律，说明他们有人性和理性，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在法庭上，我将自我辩护，就像半个多世纪前古巴的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是遗憾，卡氏建立的独裁政权比给他提供法庭的巴蒂斯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演讲题目是：《历史将证明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
而我们中国的情况更可能的是：把我像对待林昭，张志新，刘少奇，彭德怀那样，临处死都不让你发出声音！这种执政者还配在这个地球上享有球籍吗？！
当然，如果我这个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那么因为我写了这封信，人们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愿与您们二位对话，把话说透！
九、对策中国政治改革
胡温二位领袖，上天赐给了您们二位创建伟大历史功勋，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果您们二位审时度势，为民请命，扭转乾坤，那么毫无疑问，您们将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孙中山之后最伟大的革命家，是人民所公推的真心拥戴的领袖、统治者！
分析如下：
（一）、您们领导改革
1、时机已经成熟：
如今，不仅基层的民众要求“变”，党内的干部、老同志要求“变”，表达出来的还只是很小一部份，更大更广泛的求变意识还被压抑着，隐蔽着，包括共产党内高层，大家都意识到“要变”，只是在观望着，等待着，乃至于您们不变都不行！……
这时，您们只需稍稍启动舆论，民众就会“觉醒”，当您们朝着民主改革的方向“启蒙”时，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跳出来公然反对，因为民众很快就会把他拉下马！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宪政改革，除了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弱智的思想顽固分子外，会获得几乎全社会的拥护，包括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包括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并非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革命”！宪政的建设是完善中国的法制，使人人都有安全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近期安全和远期安全，特别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安全！否则他们即使恩宠有加，也在“双规”阴影的笼罩下，幸福随时伴随着灾祸！以生命和身败名裂为代价的“幸福”谁都不喜欢！宪政建立的公平竞争，它不同于体育竞赛，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事实是：公平的竞争规则，而每一个人却都在不同的起跑点上。显然，这对“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更为有利！
“杰出者出”是历代所有社会制度追求稳定的通则，而言论自由，开放党禁的宪政民主社会是超越历代所有社会制度的繁星灿烂的天空！
对于中国当前的“权贵阶级”，如果你想成为合法的令人敬慕的高级白领？如果你想成为令人尊敬的清官？令人崇拜仰慕的政治家？那么只有通过当前中国的宪政改革来替你正名。看看当今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人们对贪官的痛恨，你即使两袖清风都会被喷入贪官的粪桶。可见，当前我们的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它，非改变它，非甩掉它，才能为众多政府官员、众多国企CEO恢复名誉，摘帽正名的地步！
2、 军队国家化：
如果十七大之前您们还强调“党指挥枪”，那是为了应付政治对手。那么从现在开始，您们就应当强调“军队国家化”！这在解放军里目前已具有相当基础。这样，您们就牢牢地抓住了国家的“神器”，在您们改革的全过程中，任何人都不敢发动政变！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发动政变，其结果比苏联政治局发动8.19政变的结果还要惨！即使有人有这个念头，都会被他亲密的战友和同志所抑制，甚至揭发检举。
3、治理和建设：
当前中国要求民主的能量十分巨大，但是民主的基础却十分薄弱。所以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十分重要。您们二位正起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作用。起到中国社会由两千多年专制到现代民主社会过渡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客观情势将决定您们二位在五年任期后的下一个选举年，仍然会高票当选，而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保驾护航。这是人民的愿望，也是历史的选择。这样，您们牢牢地把握住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同时又将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攥紧在自己的手心！这真是上天独给予您们二位的恩宠啊！
因为民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才智迸发了，很多中国的问题、难题应当由人民群众和他们当中的精英去解决。您们二位就不用像现在天天疲劳，天天紧张了！因为民主了，您们的神经放松了，智力游戏增加了，日子反而轻松了，愉快了！也因此中国改革的成本降低了！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智慧、素质和国际地位都大大地提高了！
（二）、您们之外的人领导改革
但是，如果您们二位不动，如您们第一个任期一样，让各方对您们都雾里看花，实际上却走着继续“坚持”的老路。那真是您们二位的不幸，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幸！
为什么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幸？
因为它一贯的过于专制和保守，造成的“精英淘汰制”，使它的接班人，不是贪官就是庸人，无法应对变化的形势，客观上使自己被压挤，甚至失去今后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生存空间！而且，庸人处于高位，很可能就变成了罪人！最起码，您们作为这个保守的、不思进取的党的“大总管”，去为那些贪官污吏们买单，值得吗？！
辩证的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代表历史的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因而发挥自己特定的社会作用，谁就是英雄！如果您们二位拒绝领导这场中国的民主变革，那么您们就把这一变革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别人，只是变革的成本和代价增大而已，却无法阻止这场变革的到来！
历史在浓缩，人类在进步。二次大战以后，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已经不需要通过暴动，不需要通过战争，甚至都不需要通过街头殴斗来进行。特别是伟大的东欧巨变和俄罗斯民主化革命，她们展示的多幅历史画面告诉人们：任何一批人，哪怕只是几个人，只要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意志证明是多数人的意志表达出来，仅仅只要表达出他们是多数人！那么伟大的革命就已经爆发，并已取得了成功！——这一切，她们均可以在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迫使政权改变性质，或者推翻这个政权。
而这一切只需要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就可以完成！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当今人类社会智慧的提升和现代通讯工具的发达，才能创造这伟大的社会奇迹！这是最使独裁者感到心惊肉跳，专制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致命武器！
比如，在中国，一旦人们对最高当局失去信心，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既得利益的保护者，是特权的享用者，是腐朽政权的维护者，那么很快所有中国国内的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自由信仰人士，或者哪怕只是愿意以政治为职业的青年和社会工作者，几个人，几十个人就可以发动起来。以及，来自共产党内的认清形势的革命者，大家因为认知的相同，诉求的相同，任何发动，都会得到响应，现代通讯工具立刻会把这共同的认知和诉求汇成洪流，这就是时代的潮流！
分析如下：
1、地方产生叶利辛：
如果说，苏联的叶利辛产生在莫斯科，那么中国的叶利辛可以产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乃至偏远的省份。也就是说在中国产生叶利辛的几率要比前苏联多几十倍！这是因为：当前中国普遍具备产生叶利辛的土壤和空气。
比如，某个省，最好来自于共产党内的一把手，二把手，如果是第三把手也可以。他只要表态同情或支持民众的某个诉求，如某项维权，村庄被集体强迫征地，或工厂下岗职工或在岗职工的集体维权，都可以！媒体报导他对维权者的同情和支持，并发表一些他关于民主的言论。这显然与党中央没有“保持一致”。这时，省内的一、二把手，他的政治对手，出于权斗的艺术，他们都会保持缄默。他们警惕，观望，观察，他们能做的是向党中央打报告，汇报事态的发展……
我们可以想像：想成为叶利辛的政治家，一定具备对民主的强烈认同和坚强的性格，同时应具备一定的政治谋略。因此，他一定会对他省内的情况和人脉有所了解和掌握。最好他能跟地方的军队有交往。假设最坏的情况，他与地方军队没有任何联系，地方军队就只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也没有关系！
他所同情和支持的维权团体是他民主大军的基本队伍，他的秘书班子可以到该省省委党校或省社科院随时找到，因为当前我国所有的共产党党校和社科院都具有改革求变的种子！
该省的媒体会非常热心地对他“特殊”的、有新闻价值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报导。
这时，该省的一、二把手对这位“叶利辛”进行的提醒，谈话，暗示，警告都没有意义了，只有等待党中央指示，然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对“叶利辛”进行：“批评”、“批判”，及“免职”、“调离”，等等。
而群众听到消息，聚汇省委大门：质问，抗议，游行，甚至冲击。
这时“叶利辛”走出省委大门，来到群众中，向群众挥手致意，并向群众表示：要冷静，要守法，“你们的维权是正义的，是合法的，全国人民是同情的，是支持的。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么！我们要相信党中央，要相信……”他的行为和言论通过媒体，传遍全国。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怎么办？
A、坚持免职、调离？可能无法平息事态。
B、抓捕？或诱捕？将会激发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暴乱。何况“叶利辛”不是傻瓜，群众已将他保护起来。
C、发指示，请他到北京汇报工作！
D、中纪委出动，调查收集“叶利辛”个人资料，即使够不上“双规”，也要在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上把“叶利辛”搞臭，让他失去在群众中的号召力！
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后决定采纳C、D两方案，并且同时进行。
“叶利辛”向群众告别。在广场上他发表了关于民主的演说。广场上有人向他提问：“如果你到了北京，被扣押，被判刑怎么办？甚至可能被处死！”“叶利辛”慷慨陈词：“他们处死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还很多，在后面排队！我死了，他们的画皮就撕开了，他们就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妖魔鬼怪是最怕暴露在阳光下的！（台下掌声）如果扣押我，把我关起来，那么塑造一个昂山素姬，甚至塑造一个曼德拉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震天价响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他的声音和画面传遍了全世界……
“叶利辛”来到北京，无论中纪委，政治局常委怎样找他“谈话”，全国的维权和民主运动的火已经点燃，各地的民主化运动已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对“叶利辛”的慰问信和支持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封像雪片一样飞来，他已是全国和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不用很长时间，几个月就可以了，伟大的、真正的、中国的叶利辛诞生了！
2、中央产生叶利辛：
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国家副主席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叶利辛。乃至，他的社会声誉不好，他在上层的政敌很多，口碑又不好，都无关紧要。因为人民需要叶利辛，时代需要叶利辛，历史宽容应运而生的时代英雄，并洗涤他身上的污点。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叶利辛。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有决心和善于操作，当前的中国社会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机遇！
假设中国共产党上层都是胆小鬼，都不愿意扮演叶利辛，怎么办？
3、群众创造叶利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中国当前的国情所决定！
当前我国的维权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有数百万人，加上各类宗教等自由信仰人士，最少有数千万人，包括这些人的家庭成员，保守估计也有近一亿人，如果把他们的亲戚朋友和所能影响到的人都算上，即使不到10亿人，也有好几亿人！在这些人中有各类团体和组织上万个，哪怕这些团体很小，组织很松散，都无关紧要！目前这些团体、组织和个人，有的在用生命维权，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懂得：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把最多的人的意志，用合法的、合情合理的、轻松的、甚至很愉快的方式表达出来，用所有的人都愿意参与的，甚至可以作为乐趣参与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注意：一定要表达出来！这是维护自己权利，回应自己诉求，见效最快，力量最大，最根本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因为这上万个团体和组织中只要有几个团体，矢志不渝、持之以恒地做好他们完全可以做好的几件事，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到来了！
比如，他们可以用手机群发短信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同时叫亲朋好友接力群发。短信的内容是：告诉对方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登录海外中文网站，如《动态网》及下载它突破网络封锁的“自由门”新版软件等。
因为这些短信分散发自全国各地，且不要说它不违法，即使在技术上也无法对它封锁！所以这些短信可以发送全国，覆盖全国！
同时群发类似这样的短信：
“你想生活更美好？
请把衣服装饰上蓝色。
你希望更多的朋友和友谊？
请把汽车、房屋装饰上蓝色。
请群发这一短信，
让你的亲朋好友，
都装饰上蓝色！”
“物价上涨了，
你有压力了？
不公平，不公正，
你受伤害了？
把衣服、房屋装饰上蓝色，
把这一短信群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切都会改变，
将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朋友，
对现实不满？
要求改革？
就把衣服、房屋、车辆，
装饰上蓝色。
用短信发给你所有亲朋好友，
大家都装饰上蓝色，
力量无比强大！”
“电流把我们联结，
我们的心筑起新的长城，
我们要人权，我们要选择！
用蓝色装饰衣服、房屋和汽车，
我们是绝对的多数！绝对！
蓝色，蓝色，蓝色！”
可以想像，这手机接力群发的速度是多么快！它与原子核爆炸的递级形式相类似！核爆炸的递级速率是： 1∶3∶9∶27∶81……；而手机短信的递级速率是：1∶10∶100∶1000∶10000……；甚至更可能是：1∶100∶10000∶1000000……！
只要及时接力群发，这传播速度是令所有人都不可想像的吃惊的快！这种短信的内容法律上不应封锁，技术上也无法封锁！
可以想像，中国只要有一个城市，人们开始用蓝色装饰自己的衣服、汽车、房子，那么不会很长的时间，中国的其他城市，信息会传播开来和纷纷效法。陆续，一个个城市和乡镇，人们都会在自己的衣服、汽车、房子，乃至饭店、商店、街道、马路装饰上蓝色。那时可以想像，中国将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本来就有穿蓝色衣服的习惯，禁止穿蓝色衣服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怎样区别颜色革命的着衣者和普通穿蓝衣公民的区别呢？非常简单！只要对穿蓝衣的公民拍拍他的手，一个微笑就可以了！最多再吐出几个字：“民主，自由，选举，宪政！”更可以了！因为在中国，人们本来就对共产党一党专政普遍反感，到了这时，蓝色即表达反专制的潜意识，所以用语言一点即明，人们一点就通，不到几分钟的沟通，蓝衣公民即懂得他所穿蓝色衣服的政治含义，他会给予回应：一个微笑，回对方一个击掌。这种手对手的击掌反而成了反专制的人们互相沟通，互相交流，互相鼓舞，互相激励的最简单最有效最默契的方式！
是人们突破人际陌生，近距离传递信息，密切思想感情，增进团结，提供支持，共同行动的最佳表达！而且可以反复传递，频频表达，不断激励，这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
如果说台湾的倒扁红杉军未能倒扁成功，那正说明台湾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必须按照更多人所公认的法律程序有序进行！那么这在既没有法律程序，又没有公认合法选举产生的中共政权，如果面临类似台湾红杉军的挑战，就只能用坦克镇压，如“六四”天安门事件，否则政权即土崩瓦解！
所以“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人民不会再用肉体去与枪炮对阵了！
当蓝色标志已经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马路和街道，在人们的家里和衣服上显示时，中国人民这时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意识：人民是可以主宰这个国家的！
那普遍蓝色标志所造成的环境氛围，已经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畅所欲言，使所有精英们的思想和思维都空前解放。社会性的解冻，社会性的温暖人心的气温提升，春天到了，空气和土壤都充满了生机，执政者已经抓不住媒体了！众多的小“叶利辛”们从各方面涌现，聚会、演说，开始宣传，组织社团，要求参选！而此时共产党内的大“叶利辛”们，已不仅仅是蠢蠢欲动，他们不满足于串联组织社团，而是在策划另组政党了！
人民创建的短信接力群发网络，和颜色表达的群体意志，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蜘蛛网可以杀灭苍蝇和蟑螂，那么这个短信接力群发网络可以覆盖整个专制政权，使它按照颜色表达的人民意志去动作！
为了避免与当局正面冲突，避免流血，使民主力量不间断地、可持续地、不疲倦地、无法被压倒地壮大，人民完全可以使用“意志大比拚”的方式，逼迫当局改变路线方针，接受民主宪政：因为颜色已经在所有公开场合传递表达了人民的群体意志，所以，行政当局召开的每一个会议、集会等，会场上只要有一个人带头鼓掌，他的周围及很快全场就会响起有节奏的掌声，那掌声喷吐出全场的心声：“民主！——自由！——选举！——宪政！”
这时会议主持者如果公开赞同并说出全场的心声，会场会对他报以热烈响应的掌声，他会受到喝采、拥护，而且名声大振！否则主持者就会很尴尬，在台下的掌声和众目睽睽的目光中，使他孤立、无奈，丑态百出。
此时，任何统治者都不敢说：中国人民不懂民主，不会民主！
此时，任何军人都不敢对富有理性，意志坚强的群众、民众、人民开枪！军人的手会发抖，在强大的社会声势下，面对民众坚定的目光，他们会气愤地把枪扔下，甚至调转枪口！
根据本人的体验和体察：这种群体意志的表达完全可以在中国的“两会”，即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上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因为全国没有哪一个政协委员愿意自己永远做政治花瓶！
没有哪一个人大代表愿意自己永远做橡皮图章！本人参加了近十年的政协会议，每次开会在会上委员们都对此愤愤不平，但最后都吞到肚子里。如果有了蓝色标志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全国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潜意识的群体表达方式，运用得出神入化，精灵剔透！那么毫无疑义，那富有节奏感和表现力的掌声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多年郁闷心底呼之欲出的心声！
如果全国有一个省或两个省的政协会议或人大会议出现了如此壮观的场面，那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执政者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人民的意志了！
中国社会的舆论、空气，开始出现了一边倒！
当然，执政者可以事先下发红头文件，或秘密地层层传达“指示”（命令）：“在开‘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准穿蓝色衣服，不准在衣服上佩戴蓝色的标志”等等。
然而，这一切已经宣告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是如此的脆弱，已经丧尽民心，这是不打自招，昭然若揭！这类“红头文件”和“指示”此时反而成了鼓舞人民反专制的勇气！人民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准备迎接喷薄欲出的朝霞！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只能用和平的方式，用提高人民大众民主的意识去实现！任何暴力都是对民主的反动，对人民的反动！
如果有阴谋家想挑起事端，为镇压寻找藉口，人民都要及时给以揭穿，并公布于众！
如果阴谋家一味要镇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事实上这时一旦动用军队，阴谋家的败局已经定了！
他等于赐给了解放军年轻的军官们以施展抱负和才能的机会，赐给了他们为国立功的机会！
因为中国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军队也已经不是20年前的军队了！
今天，互联网信息时代，解放军的年轻军官们都大体了解世界的大势和人民的需求，“军队国家化”已经潜移默化，只是处于没有浮出水面的潮流，基层官兵们都知道：军队国家化，比党指挥枪对国家和对他们自己更有利！
你要镇压吗？那么群发如下短信，传入军人的每一部手机：
“警察，军人，放下武器！
你们有父母、姐妹和兄弟，
不要让他们哭泣！
指挥你们的人很孤立，
调转枪口！
人民和你在一起！”
“人民养育军队，
军队属于国家，
不属于任何集团和个人！
军队以保卫国家为荣，
以镇压人民为耻！
为国建功立业吧，
不亏英雄一世！”
颜色作为信号会使军人们的意识、意志迅速互通。甚至还没有等阴谋家调动军队，当形势动荡的时候，解放军里只要有一个师，武警部队里只要有一个支队，率先公开表态：“支持军队国家化！”
那么电波和电流将会传遍全国，掌声和欢呼声一片！他们会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这时陆续会有一批批解放军部队跟进表态，响应和支持。此时，如果有哪个集团军的将领敢于公然跳出来压制，强调“党指挥枪”！那么正好，他为其部下，年轻的解放军军官们解除他的兵权以藉口，这个集团军反而成为中国民主改革更坚强的推动力！——因为当前，“军队国家化”已经在解放军中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潜流，震撼在解放军基层官兵的心中！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已如秋天，苹果熟了的时候！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已是蓄时待发，喷薄欲出的不可阻挡的洪流！
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处处是火星，只待一个传递沟通方式，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三）、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据我所知，胡锦涛主席很欣赏四个字：“高瞻远瞩”。我相信胡主席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这是一个创造伟大人物的历史时刻，这是一个人民期盼着伟大人物出现的历史时刻！胡主席，温总理，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站出来，高举宪政的旗帜，都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都会成为继孙中山之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而您们联手站出来，那更是中国的大幸！中共的大幸！全世界都会为之感动，为中国欢呼！此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会像1988年汉城奥运会一样，掀开一个伟大民族新的历史篇章！那奥运五环旗将更加鲜艳！
最后，我以一首诗作为结束：
“喷薄的朝霞
火红，火红，
两只凤凰的翅膀
吧嗒，吧嗒：
‘圣雄甘地
马丁·路德·金
曼德拉！’
这声音涤荡九州，
盖过一切嘈杂。
非暴力不是懦怯，
理性和意志展示光华！
用电流把心声传递，
用颜色把意志表达：
‘公平、公正，
自由，民主和宪政！’
用简单的语汇，
用整齐的步伐，
啊！
共振！共振！
瞬时迸发，
力量无比强大！
真理、正义把一切暴力摧垮！
专制集权的所有构件，
如多米诺骨牌
哗啦，哗啦 ……
让我们用智慧和开阔的胸怀，
建设自由民主的大厦，
我们交给儿孙们的中国
光明，伟大！”
致
敬礼！
汪兆钧
2007 年10 月 22 日
写在后面：
我写这封公开信的个人目的十分明朗，我可以向全社会公开。即：把我自己推销出去！让有眼力的投资家了解我，认识我，因此与我联袂合作。我们用国际领先的技术和运营方式，不仅治理中国的污水，而且治理世界的污水，我们可以因此跨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
如果中共党内的左派们批评我私心杂念太重，应当“斗私批修”！我也无奈。而且让他们从我这公开的个人目的里去深入挖掘“阶级根源”吧！
向一切人敞开胸怀的：汪兆钧
有意投资于中国环保，污水治理事业的国内外金融家、企业家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手机：13141323089；电话：010-85766007；010-85782674 ；Email：wzj320@126.com
========================================================
汪兆钧：关于我的公开信的说明
最近我接通了被我自己掐断了近一个月的电话机，手机也经常打开，还是不断有信息进来，特别是记者：“你现在安全吗？受到外界的骚扰吗？”
我说：“我很安全。既没有受到骚扰，更没有受到强暴。”
“噢？外界传说你的计算机网络被封杀了……”
我说：“那只是有点病毒。我现在工作、生活一切都很正常！”
记者们是非常聪明的：“你发表的给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公开信，按照过去的情况……，那么能不能说：现在，十七大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环境变好了？”
我说：“可以这样说吧！”
记者：“外界很关心你的安全。有人说：你的安全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
答：“是的，其实国内民众更关心我的安全。我这样假定：如果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们就成了黑社会；如果我被抓捕，象林昭、张志新那样，那么我们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年代；如果把我送上法庭？应当说我们是一个有缺点，但还是不错的社会，然而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我很安全，照说话，批评我的人照批评，那么中国社会充满了希望！”
记者：“你能不能说一下：胡、温两位领导人对你这封公开信……？”
最近，我已拒绝了路透社、美国之音、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还有众多中文媒体的采访，我的回答是一致的：
“对不起，我不想接受对政治问题的采访。因为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宣传家。我那封公开信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向最高领导和社会陈述自己的观点，说完了就完了，不必要重复。我作为企业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对记者很不礼貌，使他们很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我无法应对。因此，在众多记者的追问下，我又关掉了电话机和手机，今天，在我发出公开信的一个月之际，我就拣几个重要问题作一个统一的回答吧！——
问：“您的公开信目前胡、温两位领导人有什么表示吗？”
答：“不会那么快。我提的都是重大问题，领导人和领导层应当有考虑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胡、温两位领袖都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他们很亲民，能体察民情民意。政治局常委里的两位新秀习近平和李克强，他们是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洗礼的政治精英，他们懂得只有为中华民族建立功勋，他们才能获得中国老百姓的拥护，获得他们同时代的政治伙伴们的认可。”
问：“那么你怎么解释当前你的公开信在国内的互联网上被全部封杀？”
答：“这是共产党人的习惯。基层的共产党干部和互联网上的网警只要看到对共产党不利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习惯性地封杀。我的公开信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较大，作为高层考虑这封公开信不能马上进入全社会，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保持沉默也是应当的。”
问：“当前不少左派学者已经在互联网上公开批判你了！这是不是在制造舆论？外界评论这是抓捕你的前兆！”
答：“没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毕竟是少数人。从我发表公开信的一个月来，我所收到的几千个信息，也可能是上万个信息，因为我把电话掐断了，手机也经常关机，反对我的只有六、七个，最多不超过七、八个，其中两个是威胁信息，一个通过邮箱，一个通过手机短信，我都能记住。那么在互联网上，我看了：反对我的文章和帖子不超过５％，最多不超过８％！而且很多是重复，一看就知道，这是网络特务所为！
所以，从已经被封杀的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已经不是３０年前，４０年前，更不是５０年前的中国了！５０年前，《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就可以掀起一个全社会的反右派运动；４０年前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可以把个中国搞得稀里哗啦，一切都被批倒批臭；３０年前“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情况就开始不一样了，尽管还能掀起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但天安门广场上同样一个群众运动，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２０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如果不使用坦克和邓小平的威信，可以想象是什么结果！
所以，当前左派知识分子对我的批判，并不代表‘党妈妈’的意志。我想最多是‘党妈妈’测试一下民意而已。而且我想，‘党妈妈’应当拍拍这些人的头：‘少说一些！’因为他们把‘党妈妈’孤立起来，把‘党妈妈’放到人民的对立面！”
问：“海外媒体看了左派对您的批判，没有新意，你难道不给以回答吗？”
答：“从民主的角度，用民主的习惯和方法：我们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不涂鸦，不进行人身攻击。我的观点已经在公开信中阐明，没有必要重复，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让实践来验证结果，来为我们作结论吧！
但是，有人将我公开信中呼喊中国出现叶利钦和号召进行蓝色革命，说成是‘动乱动员令’！这我就不能不作必要的反驳了！
叶利钦，就那么可怕吗？我提叶利钦就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可我们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把叶利钦拥抱得那么紧，亲得那么热，这些人的神经却不动！—— 呜呼！
叶利钦，在当前的俄罗斯，官方的极高评价，我们不说。在民间，他已经是：口头赞成民主并行动实践民主的政治工作者的代名词！我们的左派学者就如此害怕这样一位政治工作者！
尽管我国宪法明示：公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没有资格和权力禁止人们游行和示威，但是我倡导不要游行和示威，甚至我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如果有政治改革的诉求用嘴巴讲出来，都有可能因此被诬成反革命，我就干脆提倡打哑语，拍拍手做个手势，集体的诉求就穿件蓝色衣服，扯块蓝布，这就是‘暴动’啦？
那么怎样才不是‘暴动’啊？是只猪也要叫啊！我都不主张人们叫了，只是鼓鼓掌都不行啊？
天啊，我们的左派知识分子，您的知识哪里去了？您要把自己的同胞压制到何种境地？难道您要把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再一棍子打回到奴隶社会吗！
把我们左派知识分子的逻辑和言论拿到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国际场合，作为同胞，我都脸红！”
问：“那您就驳斥他们的言论吧！”
答：“没有必要。但我要对某些年轻人作点引导，他们认为：我们中国民主还不成熟，只有在专制政权领导下才能有所作为，中华民族才能崛起！—— 他们错了！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十几名同学忙里偷闲去游长城。脚踏长城，背靠箭墙，我突发奇想，发表了一番宏论：‘喂，你们听着！我们脚下的长城很伟大，你们想过没有？要是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要是没有那几十万白骨堆筑的牺牲，哪能留下这伟大的长城？伟大就意味着要有牺牲！斯大林牺牲了上百万布尔什维克，才能使伟大的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存在下去。今天，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要使全球一片红，怎么会没有牺牲？让我们为伟大领袖的伟大成就去自觉勇敢地牺牲吧！在成就伟大的历史使命中成就和实现我们自己吧！’——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我这番激情投入的演说，下面是一片喝彩和掌声。今天想来，这番演说是多么的荒诞无稽！
当时，我幻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伟大领袖会派遣或授意我去东南亚或非洲，我会成为那里的格瓦拉！为了锻炼和考验自己的革命意志，我三天三夜绝食，不喝水，以后染上了胃病，直到今天。
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世界革命是神话，我们只是参与了一场祸国殃民的权力斗争而已！
很多年轻人迷信：只有权力，集权，才能实现伟大，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业绩、价值，甚至伟大!
在现代社会，除了保卫祖国，需要某种集权。而作为集权的社会制度，只会对国家，甚至对全世界造成灾难！
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尽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它哪里能与现代的德国和日本相比美！现代的德国和日本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发挥全体人民的才智，并造福于后代的经济。但这两个国家在二战前，经济是失衡的，倾斜的，两个集权国家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十九世纪中叶，激进的工人运动的思想，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已经发生了改变。只是列宁以一次偶然的成功政变，把这一激进的思想推入高潮。这种以武力夺取的政权，必然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这种集权主义国家处于权力中枢的人，夺取最高权力是无序的，取得最高权力后，行为是无度的。例如斯大林，他对俄罗斯人民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毫无贡献，只凭着十月政变，进入高层权力圈，列宁死后，他大伐同党。当夺得最高权力后，他的错误和失误给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带来和造成重大的损失！—— 这读一读当代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即知。
那么中国呢？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一个从马背上夺权到马下治理的过程，秦朝和隋朝没有很好完成这一转变，败亡了。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转变，存在下去了。历史的原因，这些朝代走向和平的转变，也只能是封建社会从战乱到稳定的转变。
那么当代中国呢？当代中国的和平转变因为世界的环境和中国的历史过程 —— 辛亥革命的历史基础和之后颠簸反复的经验教训—— 决定了中国进入和平，必然是民主宪政！台湾就是明证！
毛泽东对中国的灾难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他出于政治权斗的需要，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他为自己标榜最革命，把赫鲁晓夫指斥为背叛革命的修正主义，把刘邓定性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通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中国人牢牢地记住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要‘永不变色’！
——这样，毛泽东出于自己眼前的政治权斗的需要，用意识形态的色彩，制造了一条紧箍咒，箍住了他后面的中共历代领导人，使他们无法完成从马上到马下，从革命的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的转变。使中国社会无法前进，无法进入民主宪政社会！
从邓小平开始就没有这个勇气，他只能在紧箍咒里提出‘摸’的理论。他摸的结果是摸出了‘六四’，出动坦克，给自己泼了污水；邓小平后面的接班人江泽民也继续‘摸’，‘摸’的结果，出了个法轮功！给自己带来了政治灾难！
难道胡锦涛主席您还要继续‘摸’下去吗？您又会‘摸’出个什么结果呢？！
实践证明：那些教条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从马上夺天下，到马下占天下，霸天下的利益集团。变成一个无法适应形势，不明察时势，不代表全国人民，不对全民族负责的封闭集团！那些教条，全国人民都没有兴趣，连党内的精英都打瞌睡！
中国共产党不搞民主改革是在等死，推动民主改革，是在艰辛的道路上，找出一条生路，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生路，也是7000万中国共产党人的生路！”
在本文的结尾处，我想再谈个实际建议：
显然，中国社会需要变革，需要落到实处的政治改革，但如何突破是个问题。
如何平稳又有效地推动政治改革？本人提出建立政改试验特区的建议：
1、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应该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建立几个政治改革特区，摸索经验，培养人才，凝聚社会共识。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政改特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目前香港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议会里也很热闹，但各界的利益，可以通过逐步完善的民主政体，得到平衡和满足。当前香港政局总体稳定，经济繁荣。在大陆参考香港经验搞几个政改特区，不会是难题。
2、为了政局稳定，胡主席作为国家元首不宜冲在政改第一线，可以在党内推举一位有影响力，又有改革魄力的人物挂帅，充当政治改革的领袖，组成一个有党内外人士参加的改革领导班子，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推进政改。政改试验有大问题了，胡主席可出面挽回被动局面；成功了，胡主席可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跟进。
3、在政改试验过程中，通过“危机意识”的宣传和强大的改革压力，可以成功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整体转型，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与现代民主宪政相适应的团结、稳定的政治力量，把7000万中共党员引入光明的政治坦途，为中华民族开辟千年盛世。
我相信，在新一代中国共产党有智慧的改革家的带领下，危机四伏的政治改革道路，将变成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有力跳板，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获得新生，在民主宪政的伟大时代，凭借推动政治改革的历史功绩，通过普选，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利。
再次祝福我们伟大的民族，能顺利通过这炼狱般的民主宪政改革之旅。共同创造为子孙后代所称颂的伟大建树，迎来美好的明天！
汪兆钧
2007年11月22日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二位领袖，您们好！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中共的十七大会议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本人就“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两个主要的方面，写此信与两位领袖探讨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中共的历届领袖和各级领导，尽管犯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延误了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中共的一切政令的初衷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的，对此我不持疑义。
但是，在一党是否能治理好中国的问题上，我与贵党持不同政见。虽然，贵党和我盟以及其他各民主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但是“参政”和“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两者的区别不只是位置的问题，而是一种源自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源于对人民手中的选票的畏惧。这种对选票的畏惧和历史使命感，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保证。
以下就十八个方面，与两位领袖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
一、什么才是社会主义？
全民福利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从剩余价值垄断到剩余价值共享的一个过程。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被其中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垄断，在当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正在从垄断的一端走向均衡。北欧一些国家的这种趋向均衡的迹象特别明显。
彻底的、完全的均衡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的剩余价值作为全民福利分给人民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全民福利。
马克思根据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和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况，认为在经历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特征，就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
资本主义结束后，由于人们在物质生活和人性认知两个方面，都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于是必须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也应该是在物质和人性方面具有很明显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特征。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分配方式是在兼顾公平的原则下的按劳分配，至少要达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
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路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他们在接受了多次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反抗人民的镇压）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把剩余价值的一部份以国家福利和“股份”的方式分配给了国民，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社会福利方面，要比目前的中国优越很多。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财富上实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和保障，他们还把执政权利拿出来供社会各界群众进行竞选获得。尽管各党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但是从他们的竞选中，获利的是人民。
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性得到了发挥，其具体表现，就是在社会财富的获取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配公平，在政治实施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竞选公平。
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财产私有、高福利和多党竞选。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三点上的全面完善和改进，使财产所有权更明晰、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人民能组织人民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目前，很多人无论是政治专业的，还是非政治专业的，一提到政治，他们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只是社会财富的管理方式而已，是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而政治制度是指代表各人民群体的社会不同思想及其党派的“准入制度”。准许允许不同思想及其党派进入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下，人民有权选择不同的思想及其党派在一定期限内成为执政党。而专制政治，却只允许本党是执政党，其余一切政党只是参政议政党。
经济制度，分为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和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种。专制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奴隶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就是在产权明晰和剩余价值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的经济前提下，允许代表各阶层的人民组建各自的政党进行多党竞选而获得执政地位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民主无论目的还是方式，都是最最简单的人类行为——“选择”而已。“选择”是人类生活中最简单、最平常的事情。例如，我们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解决每日的饮食。我们在菜场购买食物，手里拿着钞票，眼里看着多种多样的蔬菜或肉品。经过一番比较之后，作出购买行为。这种“持币选择”的过程，难道不是民主的持票选择执政党的生活影像吗？
再例如，我们为了种族和家族的繁衍，我们必须谈婚论嫁。娶哪位姑娘，嫁哪位郎，这都是一种选择行为。还有我们考学，无论是入托、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考博、进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选择。“选择”是我们每日最大量的行为方式。只要是人，那么我们就时刻在进行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任何人、任何群体的选择都是“趋利避祸”的。
执政党的优劣，将影响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必然也是最慎重的。所以，民主除了政治范畴的意义外，其实也是我们最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就像一个引擎，它用人民手里的选票产生出一个必须为民众服务的执政党。民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一只最强有力的手，这就是“选票”。
选票，动态地均衡着各个阶层、政党、群体、道德、利益集团的关系，甚至约束着政治领袖的行事规范。
三、两党政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
执政党和在野党竞选轮替的民主理论不是西方的专利，其理论基础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现在有一种说法，两党理论是西方的东西，而中国一直是有中国国情的，不适用西方的两党政治。其言下之意，就是集权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才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顶礼膜拜的唯一统治制度。
就统治而言，一党只沟通一部份公众，除了枪炮外，又没有其余足够的渠道，这样最终的结果是，执政党沟通不了全部的公众，其他民主党派又由于是友党或投票举手党而没有实际存在意义，这样就造成了公众和执政党的诸多对立，中间许多公权沟通不起来，没有足够繁荣的利益沟通机制。
如果有执政党（规定年限执政），同时还有一个或多个等待被选举执政的在野党，就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两党轮流执政，最大程度提高了在野党的监督能力，最低限度降低了社会动荡，杜绝了以战争形式进行政权更迭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这个美丽的计划是由西方人最先实施起来的，但是，这个美丽的计划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理论奠基的。有阳有阴、“阴阳交相胜”、阴阳才能达到均衡。所以，一切只有执政党（阳）而没有在野党（阴）的情况，就是只有“阳”的国度、就是不合“阴阳”之道的国家。
可惜的是，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伟大的思想，立即被强大的专制集权界定为异端思想。历朝历代，中国只有执政党，没有在野党。从此，政权更迭只有靠武装颠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千百年来秦政而已”，就认为两党（阴阳）思想是外来的、西方的思想。我们更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理论在西方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就拒绝认为两党民主思想奠基于我们中国。
因此，两党理论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它属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四、两党政治是社会和谐的最有效途径
社会和谐的根本标志就是社会各阶级的意见能充分交流，最后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谁向谁妥协。如落败的一方有意见，那么就必须重新调整方案，争取新一轮的多数票。
研究社会和谐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岐和共识的根源上。必须认识到，冲突与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必须保持平衡的。但是这种平衡，不是靠单方面的宣布，或一方对另一方在言论和身体上的杀戮来实现的。
一个国家社会里，无论执政者怎么努力，都是无法消除一切的不公正现象的。各种分歧每日都在产生，其最终形态其实就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与执政者施政能力之间的矛盾。
于是，就有一些在野的知识份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民声音的代言人。专制国家，是不允许他们出现的，于是就有杀戮，于是就叫专制主义。民主国家里，他们组成的集团就是在野党。在野党和执政党，从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力争代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就能在下一轮竞选中获得多数票，其年限是连选连任不得超过8年。
稳定的社会要求冲突或分岐的具体化，以致出现围绕统治地位的斗争、对执政党的挑战和执政党的更替，但是，如果没有共识，即没有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批评“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
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而没有其他的团体足以与之抗衡；由于限制民众组党、限制民众办报，所以民众的利益就无法避免遭受来自单方面的损害。
这样的政治单方面掩耳盗铃式的宣称的社会和谐，不仅是令人绝望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五、只有当人民手里真正握有选票的时候，执政党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仆
公仆意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政客们的思想觉悟高。古罗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道理，其实政客们争相为人民服务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而是政客们想要人民手里的选票。
古罗马是一个共和国，他们在中国的孔子时代就发明出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了。共和国国民每人手上都有选票。人民有选票，就会有想参政的富人来求你将选票投与他，他就得为穷人办事，办实事，办得穷人心花都怒放了，选票就给你了，你就可以拿着穷人选票，做执政官，施展你的政治抱负。人民有选票，那些还想继续做政客的政客们就必须在任期间认真做公仆。否则，人民的选票就不会继续投给他。这就是古罗马的伟大！
什么人愿意为人民办事情，做人民的公仆？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类人在为穷人办事，甘心做人民的公仆：
一是宗教教徒，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救苦救难，通过救助贫困者，扩大信仰者，实现自己对神的承诺或获得心灵的提升。例如：佛教的普度众生，基督教的荣神益人。
二是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政党以及以他们的政党为执政党的政府，他们通过为广大穷人办事，获得选民们的支持，以赢取选票，为自己参政和行政开道。
来自宗教的福祉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务，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行政组织。
但是，这些行政组织为什么会为人民服务？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仅仅依赖伟大的思想觉悟是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
公仆意识到底与谁有关？公仆意识到底与什么有关？答案只有一个，公仆意识与人民手里的选票有关。如果人民手里没有选票，或选票无能，那么执政官就不会是一个公仆，而一定是一个皇帝或一方诸侯。
没有民主体制，人民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票，无论行政的优劣都始终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六、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改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
我多年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政体，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个政体不满意，在我之前的，以及在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不满意。如果仅仅是不满意，还不算什么，更严重的是，这个政体的很多创建者，后来既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和责任者，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
每当我看到这个政体下的受害者的史实，其受害范围从黎民百姓到国家主席，我就在想，我们国家的政体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而这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
解决的方法其实是存在的，只是执政党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保而不愿意采用罢了。这个办法就是向美国宪法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
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美国差，就应该承认我们的不足，特别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到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中国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美国。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向美国的宪政学习，中国的政体必须尽快建成为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也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七、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得靠人民来选，不能再靠枪杆子和小圈子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只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
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先是同意“宪政”，后又认为 “宪政”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中日战争后，开始了内战。最后，共产党取得胜利。
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没有人提到“宪政”的问题。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曾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
当然，枪杆子和小圈子，有其历史的原因，但是，21世纪的中国，显然不能再继续这种家天下和党天下的专制制度了。今后，中国再也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也不能靠枪杆子维持政权。执政党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维持生活的，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得代表民意和服从民意。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应该靠实事求是的本领，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接受人民的选择，来维持和完善政权。
八、民主制，作为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体制才真正是三个代表
当前，困扰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提到民主制度，马上人们就把她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实，民主制是人类最文明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论对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来说，民主制度都是人类生活的最好的管理体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生产力方面，民主制会选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使用最有效的生产工具，促进最环保的生态环境。任何专制在生产力面前都无法实行如此美妙的技术控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做保证的市场经济是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的，只会是黑幕与腐败的温床。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
其次，在文化方面，民主制必然选择人民最喜爱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一切反人类的文化，都会遭到唾弃。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先进的文化。
第三，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民主制可以在多党里实行筛选，选择能让人民的利益最大化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如果不合适，人民也有权罢免执政党的执政权力，重新选择更好的政党来为人民执政。
民主制还可以消除人民对执政者的情绪化思维。目前在中国到处弥漫着一种人民对执政党不满而无法改变的情绪化思维。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人民手里的选票一定是投给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领袖的。所以，民主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
民主制，不是革命口号，而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实践活动。民主制，代表着最优秀生产力，民主制也代表着最先进文化，民主制更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九、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我认为应是“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目前只实现了一个半。实现的一个是“民族”，实现了半个的是“民生”，还有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是“民权”。民生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问题，而民权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
孙先生时代的“民族”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靠的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诸多针对满清的武装革命。当前中国，解决“民生”问题，靠的是改革开放。虽然民生问题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我们现在的人民生活要比以前好了，路上也没有随处可见的饿死冻死的黎民百姓了。说“民生”只解决了一半，是因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例如，贫富分化过于悬殊。一部份利用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先富起来的人，根本不想带动人民共同富裕。人民的生活本该更好些的，但是，由于大量的财富被先富者攫取和霸占，随着厂房、医院、学校、银行被大量出售，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但是，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了。
现在，中国人民有了一种普遍的觉醒的认识，即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理想变成荒唐、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这种觉醒的认识，标志着“民权”时代即将到来。
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的两大最基本元素。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这种服务不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还行使了控制经济发展的道德方向的权力。在经济和政治的两者关系上，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思维的差别。
一是以“经政皆左”思想，他们提出经济上使用“鸟笼”经济，反对改革开放，政治上他们主张回到高压专制时代。
二是以“经右政左”思想，他们认为经济上应该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政治上主张“温和的专制”，即不打击民主思想，但是捍卫一党专政。
在这里，我要提出我的“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我认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能快速追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基本前提。同时，在政治上，我主张人民有权根据各自的管理思想组建政党，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并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第一种思想无视当代世界的民主潮流。第二种思想无视“大跃进”、“文革” 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还忽视了在单一政治的高压下，最自由的经济体制都是难有所作为的基本事实。
而我的看法是，凡是既搞市场经济又搞民主政治的国家都会繁荣富强、社会稳定，例如英美法德意日。凡是既实行市场经济又搞专制的国家，都走向失败，成为腐败的市场经济，引发社会矛盾动荡不安，拉美、印尼、中国均如此。
所以，必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民主政体”的思想。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与改制的赛跑，不改成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革命就会爆发。清朝末年，革命骤起，虽然有戊戌变法，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被革命一举摧毁。如今中国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导向多党竞选民主政治的改革，革命是在所难免的。
十、权力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多党竞选才能保证这样的制衡
如果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行事，人民将比现在幸福很多。但是，看看中国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恐怕我们无法乐观。其实，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权力制衡。一党执政，恰恰就是取消了权力制衡。
“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两个以上的政党进行竞选才能互相监督、相互制衡。
制衡才能遏制权力的滥用。在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时代，政党的利益驱动就是为了获得执政权，执政党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一心为民服务，争取连选连任，在野党千方百计地寻找执政党的错误和漏洞，在公开攻辩执政党的同时，修整自己的竞选纲领，寻求在下一轮竞选中胜出。制衡就这样产生了。任何一个政党执政时间久了，都会犯错，多党竞选、政党轮替才是人民的福祉。人民总是要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政党来执政。那些认为人民还没有素质搞民主的人，其实是把人民当白痴了。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是生活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文化素质。
一党专政即使是天使也会走向邪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执政时代，由于他不受到任何制衡，发动了一系列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造成了中国史上最大的伤亡，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革”，在其掌权的几十年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和质疑。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由此可见，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多么的可怕，而且没有制衡的权力除了开始的三、四年，其后的时期一定是破坏性的，这样的例证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如前苏联、北韩、古巴、前伊拉克等。
制衡除了强化立法、司法对执政者的权力外，还必须要建立舆论的监督权，历史上很多残害人民的暴君都是被舆论打倒的，可见舆论的独立作用是多么重要。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了言论自由，中国人民应该可以援引这一原则成立民办的报纸、电台、电视台。
十一、兑现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承诺，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其终极目标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这两个目标里，前者是经济，后者是民主。其次，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两个目标不是一般指标性的目标，而是“两个极大”。从极限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说某目标是极大，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例如，《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个极限，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就在一条不断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人性在通向“两个极大”的路上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是我们任何一个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课题。
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到当代欧美的多党民主竞选，在人类的这些千百年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追求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执政观念的人民组党，然后进行多党民主竞选，是人类历史的主流。只有实施多党民主竞选的国家，人民才能在多党民主竞选中，获得最大的物质和人性收获。
人类的生活，也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这“两个极大”在此三方面的运用为：
经济上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让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这样才能使得大家都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实行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让各类对国家对民族自认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观点能得到人民的选择，这样才能使得人民从各类观点的竞选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种文化都能进行充分的辩论和展示，这样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种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训练和前进。
全民福利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多样化的文化建立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不是在追求社会的财富和政治的特权，而是追求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含义。
那种认为，经济上我们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政治、文化上我们搞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我们的确需要发展生产力，但把我们的生存目的仅仅解释成是发展生产力，把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一种资源去加以配置，变成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就已经彻底的背离了人的本质，而把人变成了经济霸权和专制统治的奴隶。
所以，除了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当今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已经聚焦到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那个主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上了。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民主。”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思考过，但是，他们最后却更多地担心他们的执政地位被其他民主党竞选掉，而在1957年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反右运动”，把要求多党民主竞选的民主党人打成“右派”，无数民主人士被迫害致死。
现在到了共产党人兑现共产党人对黄炎培的承诺的时候了，这个兑现虽然迟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兑现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的。这个兑现，就是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
十二、国民党已经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人也应该与人民共选
一般人都知道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也知道孙先生还有一个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思考。
我认为，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
国民党是靠暴力革命驱除鞑虏的，后又用国民革命军平定了军阀混战，所以，这段时间应该属于军政。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暴力，是没有办法而为之的革命行为。
但是，暴力由于其手段与革命对像实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极易产生新的独裁专制而历来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孙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暴力。
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
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其实是民生的内容了。但是，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国民政府的训政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破坏。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
等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的战争资源已经完全耗尽。此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一起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宪政。而国民政府认为战争刚刚结束，还不够宪政的时机。与此同时，前线因为受降问题发生国共冲突，最终爆发内战。
1949年，共产党颠覆了国民政府，并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执政党）驱逐到了台湾。
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重新走了一遍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首先，于1949午5月l9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实行军事管制。显然，这就是军政。其次，是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这就是训政和民生。
在 1986年 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 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 “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此举就是台湾的宪政。
国民党最后还权于国民了，共产党也应该尽早与人民共选。目前的情况是，极少数的先富权贵控制着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同时，人民还无权与共产党人共同竞选执政党地位。
事实证明，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政路线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有效道路。
十三、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不断地有人在反思前苏联解体的教训。其实，前苏联的解体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走向民主的一个环节而已。
前苏联是苏联共产党在沙皇俄罗斯时代使用暴力革命建立的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一国先建成，而马克思却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整体地达到最高级阶段以后，再经过暴力或非暴力，全世界一体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建立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精确计算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两个特征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发挥。而这两个特征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才可以实现。
但是列宁却错误地认为击败俄罗斯沙皇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根本没有考虑物质是否极大丰富和人性是否极大发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毛泽东也根本没有考虑物质和人性的问题，而错误地认为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推翻，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在这一点上，前苏共和中共犯了同样的错误。
列宁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只要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就可以发展共产主义经济，而完全忽略了共产主义经济是人类历史全部经济的积累。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列宁在苏联搞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毛泽东在中国搞了大跃进。结果是，苏联人民造反（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和士兵叛乱），而中国人民饿死。
出现问题之后，列宁立即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这就是列宁的伟大之处。他意识到自己错了，错在走的太快了，而忘掉了建设共产主义需要物质积累。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的一本书名说出了他对他的错误的认识，这本书叫《进一步、退两步》。
可惜毛泽东并没有认为大跃进是错误的，相反，中国在饿死4000万人之后，没隔几年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结果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前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这么多的灾难，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即在野党的缺位。事实上，作为在野党，其神圣职责，就是对执政党的批评和言说。
列宁死后，斯大林成为一党专制的主人。他立即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再次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随后的几十年，苏联和中国分别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腐败官员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却越来越多。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在一党专政的开创时期就普遍存在的，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人民的积怨越来越来深，直到人民想要让这个伟大国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余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
目前，俄罗斯国家在民主体制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 前苏联发生的事情，对21世纪的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
十四、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区别
中国自古以来就发展出一套很成熟的帝王学问，这就是民本思想。这是维持君王统治的法宝，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有效对抗民主思想的法宝。
近现代乃至当代，封建专制者为了反对民主体制，而有意误导人民，称“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而中国人民错误听信了统治者的洗脑，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一直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民本思想，说白了就是封建君王把自己的极权统治当成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大事，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封建帝王权术。帝王们认为，人民温饱了，于是就不造反。
早期人类生活资源极其匮乏，人民随时处在饥谨边缘，封建帝王的这一用粮食换执政地位稳定的办法无疑是让人民吃上饭的好政策，受到人民的爱戴。《尚书五子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段文字一方面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重要，体现了对民众价值的深刻认识，一方面也设定了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邦宁”，对我国的封建政治产生了千古如斯的影响。
战国思想家荀子亦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论述。孟子也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
夯实“民本”这个基础，政治统治就会稳固，社会就会安定。由于“民本”与政治休戚相关，千百年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一直为政治家所笃信、所力行。
隋末唐初，连年征战，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顾民众死活，横征暴敛，最终必如隋炀帝那样自食恶果。他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他还曾经在《贞观政要君道》中形象地阐述过这一观点：“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话都明确地表明了唐太宗民本思想的本质：如不能“存百姓”，“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就不能达到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的目的。
很显然，民本思想，其本质只是封建帝王的权术而已，其目的在于用粮食维持统治。维持统治古往今来有两种方式，一是军事镇压，一是经济诱惑。民本思想，属于后者。当然，所有的封建帝王都不会放弃军事镇压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但是封建帝王也发现，中国人民的反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粮食问题。在粮食问题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时候，先吃上饭比“持不同政见”要来得实在些。
与其等到人民因为缺衣少食而造反的时候，帝国再派兵镇压，还不如先让人民吃上饭呢。毕竟吃上了饭还造反的人是少数的。于是，聪明的封建帝王，就开始落实这一思想，并美其名曰：“民本思想”。其实所有的帝王很清楚，这个“本”永远都是帝国统治的稳定。
帝王的民本思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生问题，但是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人民再也不是只为了吃饱饭的“民生动物”。人之所谓被成为人，是因为其有思想和精神。国家有养活人民的责任。但是，不可以认为国家的责任只是喂饱人民。
其实，当代中国的问题早就不是古代的那个是否能吃上饭的问题了，而是是否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现在人民已经把“民主”当成是维持民生的最重要手段了，而不是靠“明君”的名“民本”而实“帝王”的统治权术了。
“民生”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解决的中国实际问题，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绝不能成为我们不推进民主的理由。
十五、取消工人罢工权力的执政党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上几周，中国又发生多起罢工事件。罢工是劳资对抗的一种形式。这里的劳资双方是指劳动者和投资方。最近的工人反对资方的这些罢工主要针对的是资方的克扣工人工资、侵吞工资财产、没有劳动保护或其他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例如，湖南江永国有有色矿因矿长每年从股份制企业公款中私吞260万人民币，工人不满开始上访，并在一个多月前罢工，10月3日，8名罢工工人被捕。10月10日，吉林长春市100多名出租车司机罢工，并到区政府请愿。反对把个体司机纳入私人公司统一管理，以免额外缴纳大笔管理费。10月14日，江苏省昆山市一家外资电子器材公司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员工因长期接触有害物质，有数百人的健康受影响，还有人因此患癌症死亡。员工要求厂方补偿医药费被拒绝后，全厂近2000员工集体罢工，并发起示威活动，多人被捕。
关于工人是否可以用罢工的形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问题，我查阅了中国宪法。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都有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但是很遗憾的是，罢工自由被现行宪法（1982年）删除了。
工人，就是做工的人。不到工厂工作就没有工资，就无法生存。而为什么工人不愿意到工厂做工呢？不到工厂工作有几种情况，一是“跳槽”，指工人找到了新的更好的工作而不到原单位工作，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人际关系；二是“罢工”，指工人还继续要求在本工厂上班，但是却要求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环境、劳动保护等。
中国人是最善良的人民，不到逼不得已是不会“罢工”的。更何况人民反对的还是做了坏事的资本家，我就想不通，人民和资本家的斗争，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制止呢？“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底是要帮工人呢，还是要帮资本家呢？
现在，有很多根本不想和人民共产的“共产党员”，自认为几十年前利用工人的“罢工”得了天下，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他们把持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不帮工人与资本家做斗争，相反却与资本家穿一条裤子，或自己就充当资本家欺压人民，骂群众，压群众，而且人民想选择执政党他们也不让选，那么，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愤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十六、必须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管理技术极大丰富了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取代中国文化。让马克思主义这一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思想来指导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也是荒谬的。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是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亲切把有关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尔今普及国学知识、推广国学思想乃势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国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
国学是一个国家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系，其目的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至于所谓的国学糟粕，其实来源于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之后发布的伪国学。这个伪国学，才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字里行间流露着的两个字“吃人”。
所以，鲁迅等一大批五四文化青年反对的根本不是“国学”，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伪国学”。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批孔”，其实都搞错了对象。在这点上，鲁迅和毛泽东是犯了同样错误的。
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国家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标识，是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可惜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宪法规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新思想来指导中国人的一切思维，以至于国学在中国成为一种“异在”，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目前，学国学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且错误地把国学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我上书两位领袖，必须尽快研究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中国人当以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学，至于西方的新思想，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来限制、打击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
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份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文教学体制。
十七、台湾问题只靠一国两制是不够的，恐怕还得走联邦宪政道路
香港、澳门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了。
其实，香港和澳门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香港和澳门是租界地，香港的期限是99年，而澳门的期限是永远。1997年，香港在到期后，英国把香港还回了中国，随后葡萄牙放弃了永远租用澳门的权利，也把澳门还给了中国。
台湾问题，才真正算个问题。台湾问题是内战造成的。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台湾问题的所在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大陆是党政专制体制，而台湾是民主宪政体制。我认为，台湾问题上有三个问题要把握好：
一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大陆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
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
大陆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宪政体制，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十八、民主体制可以警惕并阻止权贵者用眼前利益劫持我们民族的未来
没有监督的体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关注眼前利益而无视民族的未来。对此人民看在眼里却由于没有民主体制而一筹莫展。
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反对本国政府在本国生产有毒的化学工业产品，而充分运用民主体制赋予人民的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行动。其结果，就是这些国家在人民的压力下，撤消或销售掉这些有毒的化学装置。
这些发达国家的有毒装置的巨大利润空间，被中国的权贵者看中，于是这些装置纷纷进入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一样，主动要求接纳并消化这些有毒的化学工业。例如，一时间中国的多个地区（厦门、南京、海南等）竞相上马了PX项目。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开发，而中国根本不考虑其装置的危险性，把这些项目纷纷建立在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
中国的权贵者为了获得更大量的货币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奢侈需求，他们不惜牺牲国人的健康和民族的未来。
PX 全称“对二甲苯” （Dimethylbenzene），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而且遇氧只需27摄氏度就会爆炸。受到对二甲苯蒸气的慢性中毒能够引起神经错乱、头痛、嗜睡、作呕、血液组成起变化。人吸入71.4g/m3短时致死。当然，南京的人民群众一再被告知“国家有关部门会确保不发生爆炸和泄露事故”，但是，谁能保证没有意外呢？
厦门的PX项目离市中心只有6公里，厦门人民由于没有民主体制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不得不用全体市民到市政府门口“集体散步”的方式表达人民的意愿，最后迫使该装置“缓建”。
南京px项目的位置在离南京市中心大约20公里的栖霞山附近（南京炼油厂的厂区），距离长江不到1公里。一旦发生问题，南京及下游的居民饮水就发生问题。离此装置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南京市民每年金秋最喜欢去的栖霞山，此装置离仙林大学城不到3公里，大学城里有10所全国重点大学。炼油厂的生活区里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职工培训中心和范围很大的家属区，附近有栖霞镇、尧化镇等等，国家经济开发区——新港也就2公里左右。
和厦门比起来，南京的px项目更可怕，这种剧毒化工装置一运行，南京意味着放了一个原子弹。
其实，关于这类工程的选址，当地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国际标准（人群居住地以外100公里以外），但是权贵者根本不考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也不管后代的身体健康，更不管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只考虑便捷和成本低廉。
他们的这种短视态度，其实是一种蔑视民族未来的可怕思想。他们只关注他们的当前利益，并用这一当前利益来劫持了本民族的未来。
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没有民主体制进行反对。
以上是我关于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全部思考。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一切症结就在于体制，我想，很多国人一定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现有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无法得到根治。
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政治模式。其目的在于，在确保人民的福利不受侵犯并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能够根据各自对幸福手段的思考而组织成各自的政党，然后，公开各党的施政纲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让全体人民进行选择。所有各党必须是以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各党的宗旨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手段却可以多样。至于哪种服务手段好，最终的裁决权在人民的选票。
也许，我的思考和我的设计，实施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是，上书是任何一个爱国小民的责任，也请两位领袖衡量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作出贵党神圣的抉择。
历史会对两位领袖及贵党的抉择作出公允的评价的。
作者：安徽省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及董事长 郑存柱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
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再次当选为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将再次为中共政府和人民服务5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 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相关规定，提笔给你们写一封公开信。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回国投资的外资企业的法人和董事长，也作为在海外民运组织的参与和知情者，根据个人的成长过程和投资经历，根据我在海外所了解的民运组织的情况，向两位共产党和中共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中 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转变；标志着中国领导人的产 生机制从元老指定到程序产生的转变。虽然胡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了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温总理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 可能成功”，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远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明、宽松。因为自1989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几次事件的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悲剧和冤 案，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使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不能绕开这几个不得不解开的死结，无法像经济改革那样突破瓶颈，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一、 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死结：
1） 六四事件：
关于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虽然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定性至今没有改变，但是从“六四暴乱”、“六四风波”到“六四事件”的称谓转变，从中国媒体一直回避并禁止“六四事件”的报道、回忆、研究和重新评价的呼吁，从香港和海外每年坚持纪念“六四事件”来看，共产党对“六四”的定性，从来就没有使大多数的中国人信服，时隔18年之后，也没有信心对“六四”解禁，说明了共产党本身也对“六四”性质有着特别的态度。从媒体的报道我们得知，每年都有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提出重新评价“六四”的建议。但是共产党是否有勇气和信心来重新评价“六四”？
作为当年的大学生，我亲身参与了“六四”。我只想从自己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经历来叙述一下我所经历的“六四”，作为无数个曾经参与其中的大学生的一个例子，供共产党的领导人未来评价“六四事件”作为参考。
1982 年——1985年，我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中专，在安徽省肥东师范学校接受了三年的专业教育。在这三年里面，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像绝大多数 的同龄学生一样，我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申请成为了中国共青团团员。胡主席，从您的个人简介中我得知，1982年—1985年您正是我们团员和学生的最 高领导——共青团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学习张海迪姐姐、学习张华烈士，我们热衷李燕杰、曲啸老师的演讲，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我们 以及我们的老师喜欢看根据王蒙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我们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金梭和银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在这三年里面，我们也学习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学习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我们把前辈学子的爱国行动和献身精神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世界观在这三年里面基本成型，如果没有后来发生“六四运动”的话。
随 后的三年，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平凡而伟大的讲台上教书育人，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传授给学生。在这三年工作中，我开始接触 社会，慢慢认识到社会存在很多落后和不公正。我工作的所在地，老百姓把共产党的乡书记叫做“大老爷”；附近乡的一个妇女主任可以协助当地贫困的单身男子买 外地妇女做老婆；在中考中，学校老师的子女或者亲属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公开作弊，占用普通学生的名额去读高中……虽然我开始看到这些书本上没有的社会黑暗， 开始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但是，依然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可以改变贫穷地区的落后面貌。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了，正式提 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发表独立的见解，中国人民释放出空前的政治热情，参与学习、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也显示出足够的胸怀、充足的信心 和强大的凝聚力。
1988年，我通过了成人高考，有机会到合肥市教育学院英语系进修。第二年春天，青年学子热爱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六四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回顾自己“六四” 发生之前的教育经历，我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考取中专，我都是“三好学生”，常年担任班长——班级的 “最高领导人”，成为了“红小兵”，后来是“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像绝大多数的学生一样，我们时刻准备着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曾经在网络 上看到过一篇胡主席学生时期的应景文章，我们是受着相同的教育成长起来的，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观点，理应对同一个事情有着相近的看法才对。
1989 年的5月3日，安徽合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的北京已经开始了学潮，但是内地的校园却依然平静。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自己逃课坐在学校附近的安 徽省图书馆看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先看了庞龙的《宽容》，然后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这是中国所有大学的一门必修课，也是研究生考试政治科目的主要内 容之一。恰巧，那天我借了一些党史的参考书，大多数党史开头章节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五四运动”。那天的参考书里面看到很多 “五四运动”的细节和人物。看着看着，不禁情绪激动起来。明天就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难道我就这样为了自己研究生考试，为了个人的前途读书，背诵 着“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来度过这个日子吗？七十年过去了，难道我们这一代学生还不如当年的学子吗？只是读书做个好学生，对得起当年的前辈吗？这样想着， 偌大的图书馆里面就没有一个平静的书桌了。我于是回到了学校，找到高年级的几个同学一商量，决定5月4日我们要组织一次游行，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官倒现象、 读书无用论、领导子女特权、物价飞涨等问题，呼应当时北京学生的游行口号，向省委省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作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随 后，我们开始书写“合肥市十所高校‘五四’游行”呼吁书，并分头骑自行车把十份呼吁书张贴到安徽省教育学院、安徽大学、安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工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学院、合肥外语专科学校。呼吁书要求5月4日上午到安徽大学研究生宿舍旁的食堂前面集合，自带游行标语，自行 维持秩序，从安徽大学游行经过金寨路、长江路到省委、省政府门口，提交游行请愿书。
这就是我参与策划、组织安徽省“五四”游行的经过。也许我们的想法是不成熟的，但是从中还是看出我们忧国忧民的学生本质。
后 来事态的发展无法满足我们游行的愿望。当天深夜我们几个组织者就被发现。学校和系的老师、领导分头和我们谈话，教育说服我们，我们几个并不服输，和师长们 辩论。其实老师说服我们的理由，他们自己也觉得很牵强，说到最后就说：“我们一个小小的教育学院，在省里都排不上号的无名学校，你们去组织游行有什么用？ 人家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有名气，领头才合适。”。我们的回答也很干脆：“不是合肥教育学院使我们有名气，而是我们学生将来也许会使合肥教育学院 有名气。”
老师们苦口婆心，总之一句话：作为学生，你们只要“一心只读圣贤书”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何尝不想好好读书，我们几个游 行的策划者，几乎都在准备研究生考试，但是，我们多年受到的共产党的爱国教育，使我们无法自私地只去读书，而“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其中一位王先生 1989 年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生，他后来去北京面试的时候，导师刚好在天安门广场，他也就到了广场。后来风云突变，李鹏下达了戒严令，他从一个 考生成为了一个敢死队队员。因为参与六四，他没有被录取。后来连续2-3年他都考出了高分，可是都无法就读。最后辞职下海经商。令人高兴的是，他前几年再次参加考试，被内蒙古一个大学录取，后来又提前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生，终于圆了18年的博士梦！）
经过这次流产的游行，我们也有点气馁。我甚至真的接受了老师们的劝说，决定好好读书，考上研究生，将来为自己谋一个好的职业算了，管她国家兴亡，反正有“肉食者谋之”。
后来在游行中有记者透露新华社《内参》，说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平息了合肥学潮，受到中央表扬。
但 是合肥的学潮还是来了。好像是5月15日前后，安徽大学学生发起了合肥市的游行，当天晚上在合肥市政府前的静坐，声援北京学生绝食。第二天，学生继续上街 游行并在中午时候到达省委门前。我们纯粹是为了看热闹才去了省委，而且，我们的班级辅导员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到了下午，学生迟迟不愿散去，要求和省委 书记对话。这时候有一个省委秘书出面要求和我们学生商谈如何对话，要求推选学生代表。挤在前面的不少学生是在看热闹，开始往后退，没有思想准备做学生代 表。后来安徽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各推选了一名学生，但是人数不够。这时候站在我背后的辅导员老师把我往前一推，说，你前一阵就要组织游行，你就做学生代表 吧。就这样，我也被“推”举成为了安徽省第一次和省委领导商谈的三位学生代表之一，后来也就随着学潮的发展而成为安徽省的学生领袖。
我记得我们当时提出的要求主要有：省委书记必须出面；要求电视直播。5月18日下午，在安徽省党校礼堂，省委书记卢荣景终于出面和我们学生对话，虽然以技术限制为借口没有进行电视直播，但当天晚上的电视也基本上全程播报了对话过程，没有进行明显的删减。
正 当社会对安徽省的对话处理好评如潮的时候，第二天的5月19日夜，李鹏在北京党政军上大会的讲话传来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学生们集中在合肥市政府 门前。突然大喇叭开始广播李鹏讲话，早已组织好的各个学校的老师分头到了自己学校的学生那里劝说学生结束静坐回校。很多学生委屈地哭了起来。我也依然清楚 地记得自己的泪水无言地流淌着。我们学校的历史系老师低着头劝说我们：你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请你们相信历史！朱熔基曾经也说，历史会给我们正确的评价。
是的，我们相信历史，从22岁开始相信历史，一直相信到40岁的今天！
回到学校，学院的党委丁书记亲自陪同辅导员来劝说我：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不游行，对以前行为一律不追究。
但 是，我尊敬的丁书记，您怎么能做到昨是而今非？难道共产党不愿意听发自内心的真话，而宁愿相信口是心非吗？昨天我们还是爱国的学生，今天就突然变成了动乱 分子？全国各界人民对学生的同情和声援，各民主党派领导和著名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呼吁和建议，邓小平先生不愿意听这些逆耳之言。不经过最高权力机关—— 人大的讨论，一个快90岁的老人，就通过非法程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和数百个年轻生命的毁灭、数百个家庭梦想的破灭。邓小平先生自己曾经三起三落，经受了非 法人治带来的悲惨遭遇，但是时过境迁，他自己又通过人治的非法手段造成了更大的悲剧。他在经济上开创了改革的新时代，但是却又分别斩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把两任总书记非法拉下马。1997年邓小平逝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
功过三七，小平聪明一世
是非六四，邓公糊涂一时
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反党的动乱分子，而是一个爱国的学生，我当时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然后义无返顾，继续参与组织合肥市的游行活动，并带领学生前往北京天安门。“六四”发生前夜，为了响应北京学生组织的呼吁，带领部分学生回到合肥，准备等待万里委员长回国召开人大会议，在法制的轨道解决学潮问题。谁知悲剧突然发生……
6月5日的合肥，仿佛老天也在流泪！早晨的大雨没有阻止同学们重新走上街头，雨水掩饰着同学们脸上的泪水，掩饰着我们的悲痛和绝望。一切不复存在，共产党10多年教育所形成的价值体系，顷刻间坍塌毁灭。
这是我“六四事件”的个人经历。我相信当年参加学运的大多数同学，有着和我相同的思想和情感经历。18年过去了，也许有的人已经淡忘了自己年轻时的这段历史；也许进入了不惑之年，有更多的生活责任需要自己去努力、关注。但是每一个当年的参与者，经历过“六四”的八九一代数千万的学生，在他们每一个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一个委屈，也埋藏着一个信念；埋藏着一个绝望，也埋藏着一个等待！
如今，18年过去了，“六四”依然是中国的一个禁语，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死结，是一个期盼以及期盼带来的解放，是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胡 主席，温总理，我们不是在等待“戈多”，我们是在等待一个清晰的结果：那就是共产党可以拿出当年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反右的勇气和气魄，重新把散落了 18年的千万颗心凝聚起来。我相信，大多数和我相同经历的人，大多数带着红领巾长大的，读着《中国革命史》成熟的当年的学子，都还在内心深处保留着这样的 期盼和等待。解铃还需系玲人。我们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中国共产党，留给中国共产党中的顺应潮流，顺应民心的领导者。
2） 中国民主党事件
1998 年6月25日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之际，浙江的王有才等人，根据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依法向浙江省民政厅正式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在此 10年前，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已经走在了共产党的前面，解除了戒严，开放了党禁，使2000多万中国人从集权专制的封建阴影中走向了多党民主的现代社 会。中国国民党也终于按照当初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规划承诺，放弃了一党专政，开启了宪政民主。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尝试，本来可以给中国大陆带来一个政 治制度革新的契机，如果中国共产党愿意像1949年执政之前那样反对一党专政，愿意像中国国民党那样顺应时代潮流而开放党禁，愿意遵照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 而批准中国民主党正式注册成为一个反对党，从外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进行监督、批评，那么，今日的中国大陆，也一定会像台湾一样，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 一夫人”照样要被起诉，“驸马”也照样要蹬监狱，我相信我们安徽省也不会出现一个贪污的副省长被判处死刑，上海市也不会出现市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因为腐败 而下台。
如果中国民主党可以合法成立，合法活动，那么，目前各级政府的吃喝风、公费旅游就不会屡禁不止。台湾因为有政党的互相监 督，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比如“首长特别费”都会被揭发而审判，消除今后可能的腐败根源。但是在中国大陆，“公费旅游”等制度性的腐败却屡见不鲜。拿我们安 徽省举例，在安徽省检察院系统因为使用虚假的邀请信出国公费旅游的事件被揭露，受到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理之后，公费旅游并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就在 十七大召开之前的8月份，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安徽省再次派出41名官员组成的庞大的公费出国团到美国进行所谓的考察。41名官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20多个 行业，这样的一个代表团，一定是省级单位“合法”组织起来的。但是这样的出国访问团，在海外媒体曝光之前，人民不知道他们的领导突然消失三个月去了哪里； 回国之后，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的考察有了什么收获；这样的“合法”公费出国，所合的“法”，就是制度性的腐败，是腐败到处蔓延无法根除的根本原因。如 果有中国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存在，那么这则新闻报道出来之后，中国民主党就会向安徽省的执政党——共产党安徽省委质询：是什么单位组织了这样的出国团？考察 的目的是什么？在虚假邀请信事件时候，这次的“合法”出国程序上有没有相似的行贿受贿行为？民主党在安徽省的各个地区也会分别询问参加这个考察团的成员， 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王邵武先生，您参加这个考察团使用的是什么经费？是学院的科研经费吗？您去美国考察的目的是什么？您的考察给您 的学院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机遇和启发？
如果有这样的反对党存在，如果有这样的监督，就会杜绝绝大多数的公费旅游，就会解决共产党本身无数份红头文件所无法禁止的腐败问题。
中国民主党申请成立的宣言里面说：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
中 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 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胡主席，温总 理，你们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一定非常熟悉这些文字。这些主张不就是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提出来的主张吗？不过民主党的主张和共产党唯一 的不同是“非暴力”。民主党不发动农民起义和武装暴动，主张以对话的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王有才先生不愧为当年的“六四” 学生领袖，他把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主要的要求——“对话”作为政治遗产继承下来。尽管如此，当时的总书记还是决定抓捕这些民主党的倡导和注册者，除了直接 宣布成立民主党的各地负责人被以“违法”而抓捕判刑以外，连按照合法手续申请注册民主党筹委会的王有才等人也被抓捕判刑。这样的情形，我们也非常熟悉， 《中国共产党党史》里面不是经常出现非常相似的场面吗？只是历史开了了太大的玩笑，当年被追杀被抓捕被判刑的共产党人，如今成为了自己革命的对象，直接操 起当年专制政党的同样的手段，使用当年的同样的法律理由，抓捕、关押反对一党专制的民主党人。
作为认同中国民主党主张的中国公民， 我本人从民主党申请成立起，就关注这个事件的发展，也写文章评价组党的意义，分析可能的结局。在各地的民主党人被抓捕判刑之后，我于2001年申请成为民 主党成员。因为我相信中国民主党自始至终寻求合法存在，不是一个“非法”，更不是一个“敌对”组织。我愿意继续关注民主党的后续发展，也愿意按照民主党成 立宣言以及“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动四原则开展活动，包括写这样的一封公开信，维护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成立的合法权利。我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 民主党一定会合法地在中国存在并行使它的历史使命。我也希望，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国民党为师，不断自身完善党内民主，让共产党员通过选票从竞争的对手之间选 举出共产党的新的总书记，同时也允许甚至支持并培养出一个反对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给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也是最光荣的贡献。多党民主的中国社会，一定在多党良 性竞争和互相监督中，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而不必像今天这样和几个军事独裁的政府相提并论。
相反，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一党独裁，不但无法根除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也无法取得台湾人民和中国国民党的认同，台海两岸会渐行渐远，导致中华民族的彻底分裂或者兵戎相见，兄弟互相残杀。这是为了维护一党之私的独裁而牺牲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振兴。
3） 法轮功事件
1999年，还是同一个党的领导人，再次不明智地制造了法轮功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又背上了一个甩不掉的沉重包袱。
为 什么说不明智呢？其一、从1999年7月开始，共产党动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国家政治、经济资源，对法轮功展开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镇压。本以为可以像以往的 政治运动一样，很快把对手打倒或歼灭。但是法轮功不但没有被高压制服，反而走向世界，各国开花。法轮功所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伴随着中国领导人的每一次出 访。在中国内地，法轮功成员在人民币上写上各种口号，在居民楼道里面贴上坚持信仰的小贴纸。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共产党却打了八年之久而没有取得胜 利。八年哪，连日本鬼子都可以赶出中国了，但是法轮功却没有被消灭。这样的一个结局，就说明战争发动者的不明智甚至愚蠢了。其二，无视法轮功具有的宗教特 点，无视法轮功是一种现代化的、时俗化的佛教，而采取科学的方法来批判法轮功，真有点红卫兵们当年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遗 风。本来这样的“新宗教”，在日本，甚至中国的台湾省都比比皆是，完全可以按照气功或者社团方式，合法进行管理就可以了，现在却把法轮功安上一个“邪教” 的罪名。原来的刑法也没有什么 “邪教”的罪名，为了配合领导人的决策而匆忙修改法律，这是人治的典型例子，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我们口口声声要实行法治的宣传呢？
我 没有深入研究过法轮功，只是读过李洪志先生的书。但是法轮功的出现和发展壮大之时，正是中国城市大量职工下岗，老百姓失去医疗保障的艰难时期，法轮功吸引 了大批的信众，练习气功，防病健身，同时又接受“真善忍”的修炼，客观上对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共产党可以因势利导，对法轮功像其他宗教一样，加 以规范管理，完全可以和日益流行的外来宗教基督教抗衡，发展成一个国产的宗教团体，说不定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派别，那也是中华文化的产物，对于 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但是本人曾经有2位法轮功朋友，我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法轮功是有利于修炼者也有利于社会的。
我 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室友郭生欢是数学系的高才生，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奥林匹克数学模型比赛并获得冠军。他也免试被推荐直升读研究生，毕业后 也留校成为大学讲师。他那时候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并成为我们大学的练功点的负责人。他以真善忍为标准与人相处，他的助人为乐在研究生楼和数学系是有口皆 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品学皆优的人，只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没有对周围的人造成任何伤害，却被迫接受洗脑教育，被迫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上当受骗”的文 字，来解除强大的精神压力，保住学校的工作。他被利用成为“教育转变”的典型。几年以后，我和他在上海见过一次，那时他已经正式从学校辞职了，不再需要承 受来自学校的控制和压力，但是说到那个违心的文章，他还是无法掩饰自己的羞愧。我还听他说，他已经结婚了，爱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也是法轮功的修炼者。他 们因为法轮功而相识。在法轮功被无情镇压的时候，他们结为连理。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因为不愿意写“悔过”的文字而被抓进监狱，而他的妻子当时已经身怀 六甲也无法被释放。
后来在上海做进出口业务的时候，认识了一位从事海运业务的朋友，叫吴亮。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法轮功修炼者，只是 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业务有时候需要喝酒应酬，但是他却从来不喝酒。吃完饭也不愿意和我们到娱乐场所唱歌，更不用说像其他人一样从歌厅带小姐出去包夜 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才知道他是法轮功在上海的一位负责人，因为到天安门参加抗议活动被逮捕。出来后不久，他又被抓捕， 这次被判了好几年，原因是他利用电子邮件和国外的法轮功网站联系。知道他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才明白他的与众不同，明白他有一个特别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 不与职场的丑陋恶习同流合污。
我的不少朋友都不是法轮功成员，但是也和我一样，通过他们的法轮功朋友得出了直观明了的结论：法轮功 是与人为善的类宗教团体，具有对社会教化功能，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对法轮功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法制原则来处理，完全是共产 党高层内部少数人的错误决定。而基层公安以及政府专管人员对法轮功普通学员的打压，抓捕，强制洗脑甚至刑讯逼供的行为，完全无视基本人权和法律规定，是一 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将来一定会受到正义的追究和惩罚的。
二、 国家层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因为以上三个死结的阻碍，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不能像否定文革那样，利用林彪、 四人帮作为替罪的羔羊，十七大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也难以启动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有太多的理由，尽管时机已经非常成熟。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民主 党组党活动期间，我就以方言的笔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这篇文章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公开信。8 年过去了，江泽民终于放弃了他的最后机会，退出了历史给他提供的绝好的舞台。当时的江泽民只有“六四” 一个障碍，邓小平已经去世，赵紫阳还在富强胡同给党的代表大会写“平反六四”的建议信。而江泽民不但没有重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另外制造了“中国民主党”和“法轮功”两大障碍，把胡主席和温总理政治改革的窗口堵得更小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把那篇文章在这封公开信里转发给新一代的领导人。我相信这样的呼声会不断增加，给新的领导人的政治改革提供外在的推动力和舆论支持。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到了“六四平 反”，提到了“中国民主党”，提到如何对待海外流亡人士和所谓的“反动”组织。如今我也成为了“反动组织”的成员，为了自己，我这里全文抄录《行民权之实 ——江泽民的最后机会》如下，再次呼吁一次，供新的领导人参考。虽然目前高层行民权之实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大多数“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中国公民， 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一直在心底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像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真正获得大多数中国人民发自 内心的信赖和支持。
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
20世纪就要在中国重新启动的政治改革中结束。现在为本世纪的中国作史
未免太早了点，但为本世纪中国出现的几位伟人作传，则已是平常之举。
没有人能否认本世纪出现的几位伟人会载入史册，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
、邓小平。现今的国家主席和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会不会跻身伟人之列
，这个问题要江主席自己以实际的政绩来回答，因为历史已经给了他绝好
的机会。
回想世纪之初，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然而时事造就了孙中山这位民族英
雄、民国之父。他反对封建帝制，鼓吹民主共和，并发动辛亥革命，推翻
了大清帝国，创建了中华民国。同时提出了“三民主义”的建国目标和“
军政、训政、宪政”民主步骤。“三民”者，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独立、
各民族平等；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权主义的主权在民。“
军政”即依靠武力统一国家，“训政”即教导人民实现民主，“宪政”者
实行宪法，提倡民权，推行民主。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已经骑鹤仙去。但他一生追求民主，心仪
民国，一代英名，后世景仰。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门徒，毛泽东和他的战友
们，寻找到一条救国的正确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民族
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完成了国父的主义之一－－民族主义。从此，“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告别了外强凌辱的历史命运，不再对任何国家俯首称
臣。只是民生建设的探索，走了一个太大的弯路，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实
现自己繁荣均富的共产梦想。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改变了对毛泽
东个人权威的无限崇拜，推行现实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中
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民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若不是晚年“六
四”处理的失误，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会比毛泽东低。如今，孙中山的理
想经过全体中国人的近百年的努力奋斗，已经到了实现的最后关头，而江
泽民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他的面前还有民权的实现，还有宪政的完善，
还有祖国的统一－－“同志仍需努力”！
这是历史创造的机遇，也是历史提出的挑战。接受这个挑战，创造一个新
的时代，完成民权主义，结束以党“训政”的落后局面，全面推行宪政建
国，那么本世纪就会多一位伟人；放弃这个机会，因循前任的“旧法”，
历史只会黯淡地记录另一个华国锋的临时过度。
“民权”即人们通常所言的“人权”，但是，由于对人权一词的客观误解
和主观曲解，使得人权这个本来意义非常明确的词语，如今成为论战双方
都高举的大旗。使“民权”和“人权”有了一点区别。为了本文逻辑的需
要，这里我们只使用“民权”，同时也对“民权”和现在人们所提的“人
权”作一点分析比较。
“人权”本来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政治术语，也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内
涵。300年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需要，提出了
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学说。“人权”从产生伊始就是特指人的公民、政
治权利和自由。在现代， 这一特定的内容，也体现在几个国际性的人权公
约和宣言里，从而使人权的理论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可以说，真是因为封
建专制在地球上依然存在，而人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人权
理论也仍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要理论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
人权”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即公民的权利。
但是，不甘心人权的普遍彻底实施的特权者，改变以往的否定人权普遍性
原则，诋毁人权理论的进步意义的愚蠢做法，转而也祭起人权的大旗，只
是企图改变人权的意义为自己所用。我们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竟
然也如此发展起人权的理论来，离开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想有天壤之别，
转为维护落后的和目前的经济基础不相符的专制制度的工具，马克思如在
世，不知要如何骂这些不肖子孙。
这些人的法宝之一，就是把人权的特定内容篡改为人的“生存权”。如果
重视生存权，发展经济，但同时也保障人的政治权利的实施，这本来是经
济落后国家维护人权的最佳途径，但是，这些人却以生存权来变相否定人
权的其它重要的内容，公然违背了马克思理论关于人的理论。
在马克思与人本主义者的论战中，马克思批评人本主义者仅仅注意人的“
类”属性，即将人降低到“动物”的一个类别，否定了人类的社会本性。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倒退了100多年，把马克思曾经批判的东西拿来当作
马克思理论进行发挥，难怪有人将中国的人权理论骂为“猪权”理论。
为了与这些人权理论划清界限，我们使用“民权”一词。民权，就是公民
的权利。只能将他作为公民来探讨他的权利。这些权利连共和国的宪法都
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无论他是国家领袖还是平民小卒
都不敢公然反对，由此可见这些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来看，民权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分割
的有机体。资本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的神圣，资本主义是和所有
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则反对人性异化，宣扬人类解放，是和
本来意义上人权即民权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人权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的体现。可悲的是，反过来人权却成为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
武器。其它方面就不必说了，仅从对待人权的态度来看，我们今天的中国
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孙中山先生的“同志
仍需努力”至今还震耳发聩，“民权主义”还远远没有实现。
最近，台湾辜振甫来访，针对中国统一问题提出了在“民主”的基础上统
一中国的见解，这样的一个50年毛泽东就针对中国统一主动提出来的方针
，50年后的中国领导人反而王顾左右而言它，不知新中国几十年是进步了
还是倒退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发扬了还是抛弃了。连扁安一岛
的国民党也能从历史教训中得出施行民主，取消独裁的新政，并以此作为
统一的条件，而声称代表人民大众的共产党却不愿意人民真正行使自己宪
法赋予的民主权利，江泽民作为一国的主席，一党的书记，责任重大，使
命艰巨。
目前的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上的改革加快步伐。没有配套的政治改革，
很难想象经济改革会一条腿顺利前进。这是从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出发得出
的结论，也是邓小平早就提出的看法：“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
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
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继承邓小平衣钵的江泽民
，不能肢解邓小平理论，应该全面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实质，即政治体
制改革决定其它一切改革的成功与否。否则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只是举到一
半的高度，今后的改革也不会得到全民的支持。
最后，发扬民主，施行民权也是觉醒的人民的正义呼声。尽管有大批人流
亡海外，有不少人身陷牢房，但是，人民的呼声并没有停止，在新的形势
下会越发高涨。最近的中国民主党组党风潮，将是新一轮呼唤民主的思潮
的先声。相信人民为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是任何人不能永久剥夺的，也是
任何理论家不能辩驳的。
综上所述，施行民权，是历史的进步大潮，是马克思理论的本义，是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是中国结束分裂走向统一的基础，是经济改革
成果的保障，更是人民群众的正当合理的要求。作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
领袖，应该利用这一大好机会成就一番丰功伟绩。
当然，江泽民如果要进行政治改革，施行民权，首先必须象20年前进行经
济改革一样，从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入手。新闻监督，言论自由，三权分立
，政党政治等等西方政治模式，能不能为我所用，到底是“姓资姓社”，
并不是某某人的一句话所决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看看这
些措施1、是否有利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2、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建设；3、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民主水平（参政意识、公民意识、
法制意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健全的手段。关于“六四”事件，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析，不能因
为邓小平的定性就将这一事件的合理解决束之高阁。共产党高明不在于永
远“伟大、光荣、正确”，而在于知错必改，有错必纠。历史上的无数冤
案，文革，“四五”运动的平反，不但没有损害共产党，反而团结了更多
的群众。“六四”事件如果解决合理，同样也能受到好的效果。
对于因言论等政治因素入狱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大多是有主见有抱负有
勇气的人，应该让他们全面认识国情，完善自己的见解，找到自己为国家
出力的位置。就是见解错误，主张荒谬，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
只要不是以暴力反对政府，就是法律的保护对象，应该无罪释放。同时要
对法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根除有违宪法的内容。
对待中国民主党的组党问题，也要把它看作是政治改革的锲机之一。本来
民权就包括组党自由，台湾的国民党也开了“党禁”。不实行多党制，统
一遥遥无期。并且，共产党，国民党，其它民主党派，新成立的民主党，
都是为了中国的强大，都是联系着一部分人民群众的人民政党，没有什么
“革命”“反革命”之分。政治改革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从冷战思维模式
下解放出来，否则，政治改革不可能成功。
对待流亡国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只要是中国人，也都有一颗爱国之心
。他们中大多数是因为历次政治迫害而离国出走的，有的是留学未归的学
生，应该制定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无顾忌地回国出力。就是一些有“
过激”言论甚至“过激”行动的人士，也应看到那是国内政治专制的必然
产物。有些人士的言论，也是到了国外后不得不入乡随俗，其实他们也都
愿意回到国内进行民主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宣扬“革命”谩骂政府的现
状的。就是所谓的“反动”组织、政党，也是前文所言的“冷战”术语，
如果国内政治民主化后，这些术语都会成为历史。在现在没有开放“党禁
”情况下，也必须以远大的目光来处理“反动”人物和组织，让所有愿意
回国的人士全部回国，有违背现存法律之行为一律不予追究。试想，为了
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可以和当时的敌对政党国民党统一起来，今
天，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为什么共产
党不能和一切爱国人士、组织团结起来，为中国的民主、强大、统一而共
同奋斗？
在此，我们呼吁共产党和政府以及国内外的民运人士，从双方的共同点出
发，哪怕只是很少的共同点，而不是互相指责，互相谩骂，共同探讨中国
政治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我们呼吁江泽民主席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机遇，
为孙中山先生世纪初制定的强国政策的实现－－民权主义的全面实施而努
力。如此一来，江泽民将会得道多助，成就一代伟人，和孙中山、毛泽东
、邓小平一样，为本世纪的中国历史书写一篇灿烂的章节。
1998/10/18–1998/11/18
三、 基层的问题和现状
2003 年，我放弃全家在泰国定居的打算，把自己4年时间从事进出口海外贸易所积累的数百万资金，全部带回家乡安徽省，在芜湖市机械工业园投资了两个企业，想为自 己父母亲工作生活的地方，想为自己曾经短暂工作过的地方——芜湖，自己的第二个家乡作出一点贡献。在投资的过程以及随后的遭遇中，我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中国 基层，更多地了解了落后地区经济开发的真相和社会复杂真相，使我从回国投资的盲目乐观冷静下来，从形而上的政治理论研究中务实起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 执政党从高层推动，固然可以加快进程，但是当务之急和可行方案却是从县市级别开始实施。
因为投资的关系，我多次回芜湖，数次常驻在 芜湖县和芜湖市，上到当时的芜湖县委书记，现在的芜湖市副市长，下到工厂的普通工人、桑拿浴场的脚底按摩服务员；白道上的政府官员，黑道上的黑社会成员， 我都有所接触。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最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立即从县市级别开始。
县市基层的现状：
1） 我所知道的黑社会：
我 第一次知道黑社会，是到芜湖县公安局举报经济诈骗以后才知道的。2003年开始，芜湖市出现夏季用电紧张，主要原因是火力发电的用煤来不及供应，政府的策 略是确保发电厂等特殊用煤大户，这样就造成很多小型用煤单位的煤荒甚至停产。于是煤生意就非常好，只要你有关系能搞到火车皮，你就一定可以赚钱。当时我的 一个司机没有具体事情做，就提出这个业务。虽然我并不同意，但是考虑到我的企业本身也需要用煤，当时也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就答应了他做煤业务。谁知道合作 方是当地的一个地痞流氓，他把我们的30万现金套进去后，不但没有得到利润，反而骗取了所有的资金不于归还。无奈之中，我们只好向公安机关举报。在公安局 里面，我们被告知这个家伙以前就曾蹬过监狱，现在认了一批干儿子，成为当地的一霸。但是公安机关仅仅调查草草了事，甚至相信他们认为是地痞流氓的话，根本 不去追查事实，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后来，有朋友说可以通过黑道摆平。于是介绍了一个监狱里面出来的人和他的一伙朋友，都是有过案 底的。现在出来了，开了一个桑拿浴场，公开组织留用女服务员从事色情活动（这几乎是县市级别桑拿场所的共同特征）。结果不但没有要回来一分钱，反而请他们 吃饭，另外损失了1万元的服务费。
黑社会组织主要考色情业务积累资金，他们都和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有的桑拿色 情场所，就是公安局长的亲戚朋友直接开设的，有的是公安人员或领导的亲戚在里面占干股，每月收取丰厚的回报。因为有着特殊的保护，这些场所都可以躲过检 查，只有那些没有关系的洗头房和按摩女被扫黄掉，成为电视新闻的报道素材。
我的工厂在厂房建设的过程中，就有黑社会组织成员前来要求只准使用他们提供的石子，否则就会来捣乱。我后来到肥东县的朋友那里去，听说那里也是发生相同的事情，真不知道公安机关是干什么吃的。
2） 政府的腐败
地方政府的腐败现象实在太普遍了。在我投资的芜湖县，几乎每年都有政府官员因腐败而下狱，我投资的时候发生的腐败案件，现在媒体已经公开报道了，芜湖县建委主任的受贿案件。邻近的县市也不断发生腐败问题。在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统计：
安徽2005－2006 所知贪官列表，这是都是从《安徽法制网》、《安徽检察网》等几大法制网站收集的2005-2006年的案件资料：
安徽省
安徽省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被“双规”
安徽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 中纪委进驻安徽彻查
安徽林业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落马
安徽省交通厅原厅长王兴尧将受审
安徽省财政厅原厅长匡炳文等3名厅级干部因受贿被诉
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
安徽省国税局稽查局原局长王恩松
安徽省交通厅原基建处长汤运泽受贿获刑五年半
安徽省建设厅物资供应公司原经理涉嫌受贿受审
安徽省人大内司委原副主任唐永彩
安徽省农科院原办公室主任卫育中犯受贿罪获刑６年
安庆市
安庆市工商局原局长、建委原主任及物价局2名原副局长等13名行政执法部门领导干部职务犯罪
蚌埠市
蚌埠市水利局原副局长受贿获刑十年
安徽省界阜蚌高速挖出“三蛀虫”
涉嫌挪用公款550万元原蚌埠市财政局长谢有宇受审
涉嫌受贿及挪用公款,原五河县委书记受审
亳州市
夫妻联手收下两百余万赃款 此案昨开庭
原涡阳县粮食局局长于得水身犯两宗罪领刑5年
利辛一交管站站长挪用公款被判刑十二年
安徽巨贪刘俊卿厂门为自己竖像高两层楼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刘某及其妻子涉嫌受贿1600余万元一案
亳州利辛县人大代表受贿24万被判11年
涡阳县原信用联社主任受贿案
安徽亳州一涉黑案被提起公诉
记涡阳人民医院原院长王东及其妻受贿案
安徽亳州原副市长承认55起受贿事实 在法庭落泪
亳州市原副市长王德贵今日芜湖受审
亳州一省人大代表涉嫌犯罪
刘俊卿夫妇公审第二天：当庭承认有私生子
刘俊卿、张兆侠人生线路图及家族窝案全记录
刘俊卿承认所有指控 供出三级贪官腐败线索
高炉王”刘俊卿庭审目击：多次索贿皆为情人
安徽第一贪刘俊卿堕落之路:曾扬言要摆平中纪委
原双轮集团副总刘峰涉四罪终审被判死缓
村民举报组长吞公款 警方不立案也不说明理由
巢湖市
和县一副处级镇党委书记涉嫌受贿被审判
和县原组织部副部长受贿被判刑
倒卖“官帽”狂敛不义财
原和县县委书记杨建国涉嫌犯罪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
和县水务局局长刘继山与其妻涉嫌贪污共同受审
巢湖市一人大代表侵占国有资产50万元被判刑十年
巢湖市经济适用房开发中心老总受贿判了七年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的卖官经
池州市
原池州水电工程局局长张君良涉嫌挪用163万给他人使用受审
滁州市
收受67人贿赂 定远县原组织部长王家训被判13年
安徽滁州外贸局原局长涉嫌贪污受贿受审
安徽定远原副县长因受贿被判刑10年
原滁州市卫生局局长方三平受贿11万被判11年
滁州外贸局原局长邱德昌受贿20万被判14年
收受176人贿赂 原定远县人事局长被刑
定远原教育局长曹太时被查出新罪又加刑一年
副市长16次受贿走上被告席
滁州原交通局长受贿案开庭
原明光市建设局局长袁秀中涉嫌受贿案开庭
安徽明光市原副市长朱彬收受贿赂被判七年
滁州学院工作组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凌某
滁州供销社原主任美元马克照收终“落马”
滁州市人大原副主任陈兆丰涉贿一审被判无期
明光市公安局治安科原科长徇私枉法受审
凤阳原公安局长严重违纪被罢官
阜阳市
阜阳车管所原所长贪财受贿被判15年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安徽阜阳原国安局长被判刑
身犯八罪,阜阳公安局一分局原政委刑20年
任职时涉嫌受贿49起 阜阳中院一法官坐上被告席
阜阳公平交易局原局长玩忽职守被诉
副主任”逼要“水路钱
阜阳中院原经二庭庭长董炳旭涉嫌受贿被起诉
阜南原土地局长获刑12年
阜阳一片警处理事故为名受贿**抢劫伤害
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阜阳原副市长王保民涉嫌受贿受审
阜阳公安局原副局长种永纪等5人受审纪实
阜阳常保臣行贿官员、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纪实
原阜阳公平交易局长杨树新犯两罪获刑6年
阜阳公安局原副局长一审获判无期
阜阳市中院法官腐败窝案开审 王春友涉嫌三宗罪
阜阳市政协原秘书长徐某受贿
阜阳：反贪副局长 “贪”进监狱
阜阳政协原秘书长徐波收受非法财物136万今受审
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刘家义被依法逮捕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邹新华受贿一审被判15年
颍上医疗腐败案牵出三行贿者
阜南县原扶贫局局长王春平受贿获刑１０年
太和一派出所长醉酒驾车撞死人逃逸被判刑3年
安徽阜阳28名干部渎职被查处
阜阳原政协副主席受贿被公诉
6.4亿元打造一副手铐 太和县巨富将自己套入囹圄
阜阳市政协原秘书长徐波涉嫌受贿受审
安徽“乡村银行”非法集资案一审有果-涉案单位被判罚金法定代表人获刑九年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自民
阜阳市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
合肥市
原“安徽第一村”村官宋业贤一审:贪污受贿判三年
挪用公款营私 省农行原营业部总经理被判刑
安徽4公司老总挪用250万公款同庭受审
安徽第一村”原党委书记宋业贤案再开庭
合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王鹏受贿案明日开审
“治安副支队长”涉嫌三罪
安徽广建架业公司爆出贪污窝案
合钢两“蛀虫”贪婪获刑
合肥一公司董事长利用国有土地拍卖涉嫌贪污21万
合肥市瑶海区委副书记王广玉昨被采取强制措施
肥东县委副书记姜振华等2人被停止县人大代表职务
肥东县委副书记姜振华涉贿被捕
合肥市人大代表孙斌涉嫌拉王广玉“下水”
淮南市
安徽淮南副镇长挪用1100余万元公款参赌被查获
潘集区泥河镇原副镇长谢某贪污公款27万余元
淮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从善明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被起诉
安徽一副镇长挪用855万 相当于该镇5年财政收入
安徽省淮南市政协副主席从善明严重违纪被免职
从善明涉嫌受贿被捕
涉嫌受贿35万余元 淮南“财神爷”今过堂
淮北市
安徽濉溪县一名村干部涉嫌贪污挪用600万元受审
黄山市
黄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受贿落马
安徽黄山第一贪毕德和因受贿获刑13年 （2006年9月12日）
六安市
六安市原副市长王伟被罢免省人大代表职务
马鞍山市
原马鞍山一镇长涉嫌受贿近40万今被起诉
马鞍山一区政协委员涉嫌诈骗被逮捕
宿州市
安徽省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受贿案纪实
泗县“疫苗事件”案昨公审
安徽宿州原组织部副部长杨哲信（王昭耀的小舅子）为卖官私刻公章
灵璧县原公安局长王建华受贿一审获刑13年
铜陵市
市供电局局长黄某受贿案
铜陵市政府一驻外办事处主任被判刑
铜陵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姚志义受贿涉嫌犯罪
铜陵县原县长姚志义等涉嫌职务犯罪
芜湖市
芜湖县原建委主任陈思贵受贿150多次领刑19年
芜湖县交警队长畏罪烧掉腐败账单
宣城市
虚开发票乱报销,原宣州区区委办副主任因贪污被判四年半
宣城原副市长受贿150万 有一半为主动索要
安徽宣城原常务副市长涉嫌受贿150多万被起诉
聚焦安徽宣城原副市长受贿案：索贿成为最大特点
涉嫌受贿150万 宣城原副市长赵增军今受审
宣城市原常务副市长赵增军:一审被判十三年
宣城原副市长受贿案今宣判
泾县:信用社副主任用238个假名套取597万
安徽宣城原市委副书记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
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受贿70万一审被判10年
这 些只是报刊正式报道的仅仅一个省份的2年之内的腐败案件，那些没有报道的，在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腐败案件，直指还在台上的地方领导，而且绝大部分都会在 不久得到验证，只有少数有强硬后台的不但不会被揭露，反而可以继续升官。从这个列表里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都是县市级别的政府官员。
县市级别的领导官员，往往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他们之中普遍的腐败现象，败坏了党和政府官员的形象，破坏了群众关系，给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提供了口实，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是社会动荡的温床，给和谐社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3） 经济开发的真相
芜 湖县和周边的县市相比较是相对落后的，在我回去投资之前，因为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的开通，芜湖县也在高速的旁边开发了芜湖机械工业园，开始招商引资。因为 当时来投资的商家很少，为了取得实绩，当地政府对每一个部门和官员，都下达了招商引资的目标任务。而且对一些国家限制甚至取缔的污染项目，在其他发达地区 已经禁止生产了，却还作为重点对象引进开发区。我投资的芜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是以水果、蔬菜等产品加工、冷冻出口为主的，但是在我们的隔壁，竟然是一家 从浙江转来的废钢铁加工企业。这种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在浙江本地已经无法生存，却引进到芜湖县，给于优惠的条件扶持发展，也对我们绿色食品加工出口带来 了直接的影响。虽然我们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根本不可能根据国家制订的政策来解决问题。
同样，在 合肥市近郊的肥东县，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家乡，也在县城搞起了开发区。农民的土地被圈了以后，却无法获得上级的批准。就这样大片的良田荒废在 那里，长满了荒草。开发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闲置在那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很多县级政府，都这样搞了非法的开发区，占用了农田，投入了资金，等待以后 “合法化”之后再继续开发。似乎先非法上马开发，再派人送钱向上面找关系，主要是到北京找关系，通过本地上去的大人物的疏通、干预，再谋求特殊的待遇，得 到合法地发展。这已经成为很多开发区发展的主要方式。
地方政府搞开发区，想发展本地经济，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官员们的本意却是 通过开发区的建设，为自己打造政绩好升官。一些非常贫穷的县，竟然也造起现代化的办公大楼，造起宽敞的广场。而一些掌握实权的部门领导，则通过开发土地的 销售、建设工程的发包，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在我所知道的芜湖和肥东县的开发区，一些比较好的地块，都被政府有实权的领导的亲戚和子女占用。有的根本就没 有资金，完全是通过虚假的项目霸占了土地，以等待升值获利。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违规、盲目开发建设的内在驱动力。
4） 司法的问题
我因为投资被骗，和公安和法院打交道，对司法的问题感受最深。这里我还是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问题。
我 于2003年回芜湖投资了芜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70万美元。选择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是我曾经在原芜湖安可福食品有限公司的老厂长郑德华手下短暂 打了几个月工，对他本人严禁的治厂方法和人品很佩服。2003年他已经退休，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希望我投资食品企业。安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产品 的深加工和出口有着本地的资源优势，再加上当时有另外一个朋友愿意一起投资，于是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决定投资。
需要说明的是，这 个工厂的投资100%是我出资的，郑德华及其家人没有投资一分钱。因为我常年不在中国，为了便于他们管理，我先出资以郑德华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国内企业，同 时再与我的外商公司合资注册了芜湖嘉禾食品有限公司。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郑德华本人也对别人这样介绍，也给我回信说他们不会以此侵占我的资产。
但 是因为郑德华投资预算远远超出原定规模，造成资金不足，虽然在银行的支持下获得了贷款使企业按时投产，但是为了达到合理的生产能力，还需要不少流动资金。 于是我本人积极寻找新的投资合作方。联系了安徽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他们资金雄厚，也有固定的外销渠道，本来可以合作双赢，但是郑德华反对。因为将 来这个企业主要是他经营，如果他不愿意，将来的合作也一定不顺利，于是我放弃了，并请郑德华自己寻找新的合作方。后来他通知我安徽小岗食品有限公司打算合 作投资，请我回去签订协议。但是我回去后，却因为小岗食品要派管理人员进入企业，他们认为这样会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经营，最后再次反对合作。在我出国的前 夜，郑德华突然提出有一个企业愿意投资，并且不介入企业的管理。我认为只要有人合作投资，我都欢迎。于是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投资人，投资300万，但是马 上就借回了200万，后来了解他们实际的投资才60万。他们变更了企业的投资以后，并没有按照协议按时归还资金，却在最后说不投资了！
自2005年开始，郑德华就对我的指示和要求置之不理，并且赶走了我委派的负责财务的副总经理。对后来我委派的人员也一律不与理睬，在我解除对他的委托之后，他依然把持着企业，根本不把真正的投资人放在眼里。
我只要求助于法院解决问题。在法院出面了解情况后，却突然出现他出借40万给新的投资方投资生产基地的说法。这都是瞒着投资人，侵占投资人资产，损害企业的违法行为。
所谓新的投资方根本就是一个投资骗局，他们不但抽回了200万，还让企业再借给他们40万，完全是一种侵害企业和外商投资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但是这个案件从我起诉开始，已经快一年的事件，因为郑德华本人长期工作生活在本地，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至今这个案件也没有判决。他们依然非法霸占着企业，从2005年开始，作为投资人的我却完全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
我并不怀疑郑德华管理企业的能力，但是在他的子女的影响下，他却从一个受人尊重的老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企图非法侵占他们投资的人。
本来，他们的虚假投资，就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后来所谓出借40万给新的投资人搞什么生产基地，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在法院处理的过程中，就有人提醒我要注意郑德华搞一些虚假的投资或者借款等手段掏空企业的资产，最后他们果然采取了这样的手段！
就新的投资人的虚假投资，我曾经向公安部门举报，但是却没有结果。现在，我决定通过这封信再次向芜湖市公安机关举报他们的上述的刑事犯罪行为，看看会不会出现奇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受理。
我 通过本人投资被骗以及公安、法院打交道的遭遇，深深体会到司法机关的问题。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司法独立，是否受理案件完全取决于法律的规定。但是，我听说 公安机关得到过这样的指示：经济领域的问题不要干预，让法院去处理。问题是这种通过虚假投资侵占别人资产的行为是刑事犯罪不是经济纠纷，只要稍微调查就可 以得知真相。司法独立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
即使通过法院来处理，事实也很简单明了。现在郑德华却提出要我补偿他30万资金他们就把 企业还给我。而所谓的新的投资人却提出要归还他们投资的60万，并且还要我们归还郑德华借给他的40万，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企业投资了生产基地，这样的 “调解” 竟然得到法院的支持！即使是真正的投资，他们也违反了投资协议，造成企业没有资金正常运作，给投资人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 失才对。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司法，如何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顺便说一句，企业投产3年了，投资人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回报，而且至今，这个企业还在违法者手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司法的保护。我还在焦急等待法院的判决。
四、 县市级别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性：
为 什么官员腐败屡禁不止？原因只有一个：政治体制有问题。这个命题中国共产党也同意。如果政治体制没有问题，就不需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了。为什么地方官员和 地方政府可以违反科学发展观，盲目搞不切实际甚至违法的开发区，引进扶持被淘汰的污染项目？为什么黑社会猖獗，红灯区在警匪勾结下遍地开花？为什么群众和 政府关系恶化，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一党专制、没有监督的现行体制。
启动县市级别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有紧迫性，也非常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特别是省级以上的执政地位不会受到威胁，反而可以在竞争中得到锻炼，增强活力。具体的施行步骤分析如下：
1） 县市级政府官员和人民代表直接选举：
投 票选举，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和有效的手段。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在乡镇进行这样的民主选举的尝试，而十七之后官方披露的新闻也指出，十七大代表以及中央委员、候 补委员以及政治局常委，都经过了投票选举。这也说明了“选举投票”和当年的“股票”一样，没有姓资姓社的性质问题，共产党和中共政府也同样可以采用这样的 方法来产生民意代表和官员，以取代由少数退休元老或者神化的领导人指定未来接班人的封建专制做法。
但是如果要施行民主选举，除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推荐候选人之外，也必然要允许选民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参加选举。选举需要进行宣传活动，需要组织和策划，因此也必然要求允许政治反对组织甚至反对党的存在，至少也应该允许候选人组织竞选委员会合法展开竞选活动。
中国的县市级别的政府有很多，共产党只要依然坚持“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也一定会推荐具有民意基础的候选人，不会任人唯亲，不会只推荐那些溜须拍马的人，所以不必担心共产党的候选人会大部分落选。如果连这点自信心都没 有，那还要说什么“三个代表”？如果共产党的候选人大部分落选，那中国共产党真的需要彻底反思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可了！
只要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应该可以预见大部分的候选人可以顺利当选。少数反对派别和群众推荐的候选人当选，正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让落选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总结经验，提高执政能力，下次再进行公平的选举较量。
这样进行直接选举，客观上也必然是有能力，品行好，群众基础广泛，并且有为民服务意识的人脱颖而出。因为选举的考虑，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措施必然不会出台，必然使县市级别的政府的行政水平大幅度提高，和谐社会才有了稳定的基础。
落选的一方，民意机关占少数的派别或政党，则自然成为监督执政党的权力平衡的力量，杜绝执政党一党专制所必然产生的腐败现象和违法行为。
2） 开放新闻自由，施行舆论监督
县市级别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主要报道本地的新闻，反映本地人民的心声，应该停止新闻检查、允许民间办报、办电台和电视台。这样除了民意代表和反对党的监督，还有媒体的舆论监督。
电台和电视台应该有固定的政论节目，邀请不同政党的民意代表就相同的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也邀请政府官员就老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发表施政方案，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指正。
如果有了新闻自由，任何官员的腐败问题都不会隐瞒得住，任何黑社会、色情等社会丑恶现象都会及时得到揭露，任何司法不公的案件也会被曝光而接受人民大众正义的舆论判决。
3） 共产党没有下台的风险：
刚 才已经分析了，即使在少数地区共产党推选的候选人失败了，只是说明候选人不够优秀，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失败。因为现有的组织优势，共产党可以从其他地区选 派更加优秀的党员到败选的地区服务，重新获取民心，下次再进行选举。通过这样的淘汰机制，必然使共产党保留最优秀的党员，成为更加优秀的团队和组织。
另外，因为中央和省级政府依然是共产党执政，也可以从行政上对那些非共的地方政府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监督，实际上还是在更高级别的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执政。
同时，要把那些在选举中获胜的无党派人士，吸收进共产党，并提拔重用，这样才可以使优秀的人员进入共产党。
4） 为省级政府的改革提供基础
初 步的政治改革只在县市级别展开，共产党可以从地方选举中获胜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德才兼备的官员和民意代表中选择提拔，作为省级的政府官员。同时，经过一 定时期的县市级别的直接选举和民主改革，积累施行民主的经验教训，也使人民群众在真正的民主选举、参政议政、制衡监督中得到教育和锻炼，提高民众整体的民 主素质，为今后的省级甚至国家级别的民主选举打好基础。
5） 重大意义：
首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基础。共产党是通过暴力革命获得了中国的政权，因为历史的原因，军队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维护共产党的政权统治，但是作为执政党，决不可以永远依靠武力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其 次，使共产党在竞争中完善壮大。目前之所以有大量的腐败现象，除了体制的弊端以外，还说明有很多品行不轨、贪欲难填的人钻营进入了共产党的内部。现有的干 部选拔机制，也明显无法杜绝让很多这样的人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要职，上海的市委书记陈良宇就是这样一边腐败一边升官，直到成为政治局委员才东窗事发而下台。 也有一些高级官员当初也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成为了官员，但是在一个无人监督的体制内发生了变质而成为一个贪官，这也是人性的弱点所在。但是通过民主的选举方式产生地方官员，并每天接受监督和制 衡，就必然使本性贪婪的人无法进入到领导的位置。即使有少数人欺骗了选民，他也要接受多种形式的监督而不能为所欲为。这样无论是反对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 可以在竞争中完善党员队伍，壮大自身的力量。
共产党在上个世纪曾经在不少国家执政，但是在实际的执政实践中，却无限放大了专制独裁的缺点，而客观上必然淡化甚至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其结果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纷纷倒台，至今也很难恢复声誉。只有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坚持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维持了在中国的执政 地位。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有勇气施行民主，并在公正的选举中继续取得执政的地位，那么就会一扫专制的恶名，使共产党在全世界恢复名誉，甚至有可能使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重新复生并活跃起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和自由资本主义不相同的思索，给世界人民提供参考和选择。
在地方进行民主改革，可以避开“六四”等高层改革的政治难题。等到基层民主化成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观上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客观上经过选举机制完善壮大，在大部分地区可以获得胜利，真正取得了民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再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使高层的改革成为可能。
最后，这种基层民主选举，省级推荐委任的做法，也是“民主集中制”最好的注解。那就是县市以下的“民主”，省以上的“集中”。
五、 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
中 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平崛起的努力，但是政治和解是社会和谐、和平崛起的前提。胡主席在十七大的报告里面说：“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中国共产党有统一战线的法宝，中共政府也有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机构，这些都为实现政治和 解提供了条件。
而海外的民运人士，因为历次的政治运动流亡到国外，虽然他们大部分都取得了所在国的合法身份，但是却不约而同地选择 保留着中国的国籍，这说明他们大部分都有着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与芸芸众生相比，他们不愿意人云亦云而坚持独立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优秀的政治资源。他们 依然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强大，也焦虑着祖国的落后和不足。他们基本上赞同和维护中国的统一，反对中国的分裂。他们也一直希望可以结束难民身份，安全地回到中 国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海外的一些政治反对党，也不是“敌对”组织，我前面已经分析了中国民主党的主张。中国社会民主党更不是敌 对组织，它是共产党的孪生兄弟，有着难以割断的历史血缘关系。中国社会民主党在党章中确定的政治目标是“ 中国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其内容涵盖：充分的公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和个人独 裁。主张军队国家化,政府法治化、宪法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建立独立的监察制度和司法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主张实现有秩序的民 主和有纪律的自由。”这些主张，在民主的国家都是普遍接受的基本政治理念，而且“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交集。所谓的 “敌对”定义，完全是落后的冷战术语。连中国共产党的夙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都受到邀请访问大陆，和胡锦涛总书记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和握手，难道这些和共 产党没有历史冤仇的新生民主政党反而不能合法生存吗？
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也曾经被政府视为“非法”而镇压，现在讽刺的是共产党在取 得政权后却继承了当年的专制政党的缺点而镇压它所认定为“非法”的政党；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也曾经胸怀广大，邀请海内外的爱国人士和民主政党一起协商建立 新中国。我衷心希望胡锦涛总书记可以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和启示，放弃镇压反对派人士和政党，邀请所有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士在新的扩大了的政治协商组织内畅所欲 言，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民主统一共献良策。
当然，因为前面分析的原因，可能目前还无法这样做。但是也可以让这些民运人士安全回国， 让反对党在地方上成立合法的组织。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或者工作的地方参加县市地方上的选举，可以在民主竞争的体制下大显身手，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选票也可 以对他们的民主主张进行验证，如果败选，他们也会认真研究国情，修正自己的理论缺失，不再脱离现实而盲目自大。
六、 个人的民运简介
前文我介绍了自己参与“六四” 的思想过程，也介绍了自己回国投资的经商遭遇。现在我再介绍本人参与民运的主要活动。前文也介绍了，自己早在2001年就成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党员，而中国 民主党的基本准则就是“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曾经听王有才介绍说，当初还有一条准则就是“和谐”，后来因为有反对意见就取消了。如果没有取消， 我们中国民主党就和社会民主党一样，和共产党有了“交集”）我赞同民主党的基本主张，也相信民主党在中国申请注册是完全合法、理性的行为，在这里我也愿意 坚持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公开”自己的一些主要活动。
1） 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 2001年我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当时中国民主党在海外活动的谢万军先生，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党，并得到了谢万军的批准。2005年移居美国后，再次和谢万军联 系，根据他的建议在洛杉矶成了民主党组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因为后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我得知中国民主党在美国东部分裂为好几个“中央”，而且我也并 不认可徐文立和谢万军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后来联系到王有才先生，比较赞同王有才的基本主张。我们认为中国民主党向中共政府申请注册并成立相应的筹委会，是 完全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定的；中国民主党是一个类似美国民主党一样的现代化的柔性政党，不是列宁式的刚性政党。因此，我所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一直是独 立运作的，不是其他组织的附属或者下级机构；第二，我所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组织，是一个美国的合法的非盈利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法律运作；第三，我们赞同中 国民主党成立时的宣言和基本原则，在美国西部继续宣传这样的理论主张，希望得到本地华人的理解和支持。第四，民主党在洛杉矶的组织的基本口号是“平反六四、 启动政改、民主统一、和平崛起”。第五，我们欢迎中国移民支持我们的主张并加入我们的组织，但是在民主党在中国合法化之前，我们不在国内发展党员。第六， 我们支持国内的维权运动，也准备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合法的注册行为而进行维权行动；我们随时准备回到中国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 参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2007年初，中国社会民主党准备在洛杉矶召开会议，邀请我参加。因为在洛杉矶的民运人士不多，因此我主张民运组织在一个地方 应该互相加入，这样可以互相学习，不至于都是2、3个人的组织。我个人也是抱着学习取经的目的，参与了社会民主党的会议，并很荣幸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被任命为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本人在参与社会民主党之后的唯一“贡献”是搜寻并建议联络美国本土的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为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寻求他们的支 持。
3）其他活动：原先在中国大陆，因为国内的封锁措施，很难看到海外的网站，但是李洪宽先生编辑了《大参考》网刊并发送到中国大 陆，使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和看法，自己也写了一些评论文章给《大参考》投稿。这次收录转发的的《行民权之实》就是当年的投稿文章。后来《大参考》停刊 了，很是遗憾。2005年初到美国，也想办这样的网刊，于是尝试恢复编辑《大参考》，每天收集海外网站关于中国的文章。只是编辑了数十期就因为工作的压力 而停止。
这里“公开”自己的民运活动，一是我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是见不得人的，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所以没有必要隐瞒。当年 和学生对话的共产党的总理李鹏先生曾经绕口令地说：“共产党员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但是今天我不说！其实呢，我己经说了。”我们至今也不清 楚他到底说了没有。当年曾经陪同赵紫阳总书记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温家宝总理，面对一些外国记者关于“六四” 或者赵紫阳的提问，也常常王顾左右而言它，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的看法。但是作为一名主张“公开”的民主党的普通成员，我愿意公开自己的观 点和行为。二是，我写出这封公开信之后，有可能会受到国安部门的调查，这里主动公开，免去他们浪费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
七、 结语和呼吁
胡主席、温总理，我知道写出这样的一封公开信，会对我的个人和家庭带来麻烦，会给我在国内的投资带来风险，会给自己年迈的父母带来担心。但是我还是愿意向你们袒露一个当年“六四”参与者的心声，一个参与反对党运动并关注政治改革和中国前途的“民运人士”的心声，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的心声，一个客居他乡却心系祖国的海外游子的心声。
也 许我会因为这样的公开信而无法安全地回国经商或看望父母，也许我下了飞机等待我的就是公安和监狱，但是和那些18年前为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在天安门贡 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同学们相比，这些都不足挂齿。在我之前有王策、杨建利博士，在我之后也将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而无怨无悔。我们不想拿自己的自由和个人幸 福去打动别人的铁石心肠，我们只想做一个有执著信念、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中国公民。
我也想借此呼吁经历过“六四运 动”的所有当年的大学生们，你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但是你们有责任向周围的年轻人说出当年的事实真相和自己的认识，你们现在也有能力在一定的范围内 让这一段掩盖的历史重见天日。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人也拿起笔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书写自己当年的热情和委屈，书写自己内心深处的等待和渴望。如果我们都选择继 续沉默，那么你还指望谁来为我们说话呢？
安徽省芜湖市嘉禾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及法人代表
工厂地址：安徽省芜湖机械工业园内
郑存柱
联系方式：minzhu98@yahoo.com
2007年11月1日
一点补充：
在十七大结束后，我构思并写作这封公开信期间，看到了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均先生的公开信。他也直言为“六四”、为“法轮功”辩护，他也直言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我很高兴有这样的同乡。
安 徽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人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第一任总书记。现在的胡锦涛总书记也是明清两代享誉天下的安徽徽商的后代。全国人大 的吴邦国先生是我的老乡安徽肥东人。刚刚当选的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先生也是来自安徽。第一任和新一任的总书记是安徽人；安徽人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竟占了三分 之一，虽然只是一种巧合，但作为安徽人，我还是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更希望有更多的普普通通的安徽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向国家领导人进言呼吁，让安徽和安徽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里，做时代的弄潮儿！
房宁：多党制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吗
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认识外部世界 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对象化”的倾向――把自身需要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转向西方，认为效仿西方体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这种“对象化”的幼 稚病还是十分常见的。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两党制、多党制能够有效地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就是我们国内具有一定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错误看法。一些人不明就 里，以讹传讹，把多党制奉为一种反腐败的制度设计，甚至要求在中国实行。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对西方民主，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历史的无知，以及一些不切 实际的简单浮躁的想法。正确认识西方民主，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祛除附加在西方民主上的这类似是而非的看法，减少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干扰。
与一些流行的看法相反的事实是:在西方历史上，两党制、多党制并未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两党制、多党制恰恰是引发严重 腐败的重要制度原因。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看，遏制腐败主要是通过行政监督和行政权力制约机制等手段解决的。在这方面，美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美国多 党制及其引发的腐败潮
美国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从建国之始便建立起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在美国历 史上发育得也很早，而正是由于美国民主政治中两党制的出现，引发了美国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并且一直沿袭了80多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 页。这就是美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上十分有名的“政党分赃制”及其引发的腐败潮。
1800年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年。这次大选进行得十分激 烈，最后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经众议院投票，以一票多数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而即将卸任的总统、联邦党人亚当斯为削弱对方势力，在下台前把许多本党 人士紧急塞进了政府和法院。当时任命这些官员仓促而草率，在历史上留下了“星夜受命人”的典故。1801年初，杰斐逊上台后，也毫不含糊地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他立即按“政治上可接受性”的标准撤换了大批联邦党官员，代之以新执政党的人士。由此开启“政党分赃制”先河，使之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美国政治 录用的基本方式，其它西方国家历史也曾有类似的情况。
“政党分赃制”一个严重的弊端就是导致权力腐败。在两党制“轮流坐庄”的政治格 局下，执政党一上台便尽力利用掌握的权力攫取资源，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在“政党分赃制”之下，不仅执政党要谋一党之私，各级官员个人的腐败更是变本加 厉。“政党分赃制”下面政治录用的标准基本上是单纯政治性的，只看对象是否效忠本党，特别是看他们在竞选中是否做出过“贡献”。因此，政治录用实际上演化 为相当直接的权钱交易，执政党对大选中的支持者、赞助人投桃报李，论功赏爵；这些人做官之后，便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加之任期有限，官员行为趋于短期化， 腐败行为近乎掠夺。
两党政治下的“政党分赃制”造成了美国历史空前的腐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与南方叛军艰苦 奋战的林肯总统的身边经常跟着一群“跑官要官”的“金主”。搞得这位伟大的总统不胜其烦、狼狈不堪，一次林肯总统忍无可忍指着办公室外成群的求职政客愤愤 地说:“分赃制对共和国的危险可以比叛乱还大。”美国的第十八任总统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是南北战争中的“常胜将军”。南北战争结束后，他以保卫联邦 的胜利者的身份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格兰特在美国历史上却声誉不佳，其重要原因就是格兰特当政时期腐败肆虐。当时的人们说:格兰特政府把美国的税务部门变成 了本党竞选的“加油站”。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政党政治以及“政党分赃制”造成的腐败逐步威胁到了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威胁到了整个 国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1880年的大选中，也就是在“政党分赃制”实行了80年后，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詹姆斯·加菲尔德立志废止“政党分赃 制”。加菲尔德的名言是:“政党分赃制”下的政客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只不过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求职书。其实，在这种肮脏的体制下，有时政客和强盗甚 至连加菲尔德所说的这一点区别也没有。加菲尔德如愿以偿地当上总统还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废除臭名昭著的“政党分赃制”，便被一个怀恨在心的求职未遂者开枪 刺杀。当时美国舆论认为是“政党分赃制”谋杀了总统。
“台湾民主”凸显制度性腐败
台湾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放“党禁”，转向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大致已有20余年。但是，20年来，特别是2000年台湾实行了“政党轮替”以后，大量的社会乱象使台湾“民主”的声誉每况愈下，一度被西方舆论大加渲染的台湾“民主奇迹”的光环消退殆尽。
台湾的选举民主中暴露出的问题，用事实祛除了过去附加在民主政治上面的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诸如:“民主廉政论”、“民主富强论”等等。台湾正是在实行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以及政党轮替的同时，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台湾的腐败与选举关系十分明显，常常选前“黑金”盛行，选后贪污盛行。2006年的台湾“第一家庭腐败案”和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本人和家庭的大规模“倒 扁”风潮，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事件，颇让世人侧目。腐败不仅让执政的民进党弊案缠身，在野的国民党也难脱干系。特别是行政首长公务费的问题几乎涉及了台 湾各级行政长官。遍及台湾的腐败弊案不仅是个人道德操守问题，更有着制度上的深刻原因，这便是竞选的需要。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需要竞选，选举是西方 民主政治制度下政党存在的基本价值，台湾的政党政治自然也不例外，响彻台湾政坛的口号就是:“冻蒜”(当选)。但是，选举是要花钱的。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 基本规则是拼资源、拼金钱，西方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金钱的游戏。在这方面，休说台湾这样的民主“菜鸟”，就是日本、美国等被认为是高度成熟的资本 主义民主政体之下，不也照样是铜臭熏天？！台湾实行民主政治以来的腐败现象，再次说明多党制与制约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反倒显示出多党竞争引发腐败的效应。 遏制腐败与两党制、多党制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加菲尔德之死，拉开了美国政治改革的帷幕。在此后不久，一种新型的近代官僚政治便登上 了政治历史的舞台。1883年，也就是“政党分赃制”的殉难者加菲尔德总统遇刺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乔治·彭德尔顿参议员提出的“文官制度法”，史称 “彭德尔顿法案”。该法案规定:建立一个不受党派控制的文官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对部分官职实行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禁止文官(公务员) 参加党派活动或利用官职分配作为竞选者的政治资本；规定实行文官职业保险和建立统一的文官体系。“彭德尔顿法案”奠定了西方官僚政治的法律基础。在实行 “彭德尔顿法案”，废止“政党分赃制”后，几乎贯穿美国19世纪的严重政治性腐败现象得到了逐步的扭转。
从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以 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看，两党或多党政治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反而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政治制度中对腐败进行遏制的机制主 要不在政党政治中间，而是主要通过行政体制中的权力分解与制约。也就是说，腐败问题主要是通过政权与行政体系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而逐步得到控制和解决 的。总之，即使是根据西方的经验，遏制腐败与两党制、多党制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误读西方的民主政治，那样做不仅学不到西方好的东西，搞不好会 把坏东西搬了过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
何清涟: “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11月3日，北京奥组委终于出面公开澄清，所谓“奥运秘密养猪基地”完全是不实之词，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从未要求任何企业建立专供奥运的秘密养殖基地。
由这则消息，我不由得联想起《吕氏春秋·先识》中所引魏国学者白圭评价中山国政情时所讲的“五尽”，“莫之必（信 任），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尽，无幸必亡。”将“五 尽”译成白话文，那就是：信用丧尽；名誉毁尽；亲信离散尽；民穷、国家财用尽；执政者除了说些空话大话之外，无所作为，只能自欺欺人。本文且以此“五尽” 来观照中国现状：
“信尽”，白圭所言是指执政者的信用彻底败坏。但今日中国之现状却比白圭所言要严重得多，从国家、厂商到个人间的信 用均荡然无存。国家的执政者对内缺乏制度信用，所有政策法令不是朝令夕改，就是毫无约束力──官方宣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即笔者经常说的“软政权 化”。厂商缺乏市场信用，生产伪劣商品牟利蔚然成风。民众之间缺乏个人信用，“杀熟”（欺骗朋友、熟人乃至亲人）成了社会风气。在国际社会质疑中国食品安 全之时，中国当局为了消解抵制奥运的声音，情急之下公然宣布已专门养殖奥运猪种植奥运蔬菜，以结外国之欢心，是为不智；当海外舆论哗然、国内民众亦对此高 度不满之时，居然又否定此前刚公布的资讯，是为不信。
“名尽”，指统治集团成员的道德廉耻丧尽，统治集团的声誉荡然无存。中国的腐败除了大家熟知的各种权钱交易 （所谓商业贿赂）之外，已经直接渗透到权力的授受过程，即买官卖官。也就是说，担任公职之人，既不需要古代儒家那种经世济民的自励，也不需要毛时代那种 “为人民服务”的空头口号；而是赤裸裸地将做官视同于经商，花钱买官位就是为了让个人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亲尽”。这里的“亲”指的是国家亲和力与凝聚力。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共曾倚为“统治基础”、占总人口 80％以上的工人与农民沦落为社会底层，只剩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这一三角联盟，以及占人口总数11％左右的中产阶级依附于统治集团。但如今中 产阶级当中不少因成为“房奴”而怨声载道，藉网易调查表明“来生不愿做中国人”就是明证。最近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公开发表“对策和谐社会──致胡温 公开信”痛陈国是，表明统治集团内部也离心离德。我相信，内心深处与汪兆钧看法相近的精英人物应该还有不少，只是他们不象汪先生这般有勇气罢了。
“财尽”。一个国家的财富可分为资源、公财与私财。中共建政之日开始，就只将富国强兵悬为唯一目标，从来不 考虑富民。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如今金融资产的80％集中于20％的人手中，大多数民众依然贫穷。为了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资源亦 已罗掘殆尽，各地政府都在加紧卖矿产、土地，掠夺农民的耕地与城市居民的住宅。官员们虽然富了，从中央、省、地（市）、县、乡 5级财政中，却只有中央政府与部分省级政府堪称富足，市、县、乡（镇）3级政府大都负债累累。
“功尽”。此处“功”即办实事之谓。中共政治对人才的选拔是种逆淘汰机制，经得住这种淘洗的多是四平八稳、 善于逢迎之人。由这类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既不能重用人才，自己也办不了实事正事。如今的执政集团对内除了大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21世纪将是中国的 世纪”之外，只能说些“执政为民”、“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之类的空话，几乎不能将任何政策落到实处。以与民生至关重要的房地产市场为例，虽然几经调控，却 几乎不见功效，房价成了压迫民众的一座大山。事功不成，最后只剩下严厉控制媒体、管制网路，让媒体天天报导各种“正面消息”自欺欺人。
目前的中国比数千年前的中山国幸运，并无强国觊觎国土，免了外患之虞。但这样一个政府，当其财尽之时，面临的是什么局面，无须多说。
郎咸平谈中国房改：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多伦多，来做一场演讲，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来宾，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未来是给予高度的关切，不然也不会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一来就接受了两个电视媒体的采访，他们问我的问题，可以代表在座各位的问题，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什么看法？那么我的回答，我既不说乐观，也不说悲观。我说这是路径依赖，我说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经济成长每年高达10%的经济成长率，在全世界各国来看那是匪夷所思的增长率。那么中国经济的实力也陆续展现在各个国家的面前。包括中国对外的扩张、收购等等的行动。我今天谈的问题不是这么的简单，而是在这个表象之下，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呢，是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全面性通货膨胀，所得分配的持续恶化、环境污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谈的主题！
郎咸平：我相信今天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最近这一两年首次针对这么大的一个话题，提出的所谓的综合性的看法，今天由于这个理论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简单的TTP，希望能够协助我的演讲！
这一切的乱象来源于什么？来源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系。首先我要谈一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什么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拨以阶级斗争的乱。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可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就是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理念，90年代中期被曲解为以钱为纲，在这个战略之下走到了今天，创造了我前面讲的乱象。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以钱为纲，走到今天这个制度，我觉得我们应该针对几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郎咸平：我们首先谈一谈医改、教改、房改。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告诉各位，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被以钱为纲的理念误导的。举一个例子，你们到急诊室看病，医生问你的问题不是你哪里不舒服，主要是问你有多少钱？然后看你带了多少钱，决定给你用什么样的药，在加拿大是先看病再收钱。在香港看急诊，香港的医院是不收钱的，免费给你看急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人有困难的时候。香港同胞很愿意在大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就这么简单。
可是在以钱为纲的基础上，你没有钱就不行。
郎咸平：那么再谈谈教改，什么叫做以钱为纲的教育改革？那么当时推出一个政策，我相信各位很清楚，叫做“大学教育产业化”。这就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就是将几个大学合并在一起，大幅增加招收的名额，多收学费。如果你没有钱，对不起，你不能上大学。可是搞教育改革的人，请你们回忆一下，20、30年之前，你们在农村长大的时候，你考上了北大、清华、交大、复旦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父母送你上火车时候的感觉，买不起坐票，给你一个站票。经过四年的学习，你成了大企业家，你开始搞教改了，开始搞产业化了。你完全断绝了和你同样出身农村子弟的情况。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打着改革的旗号，你可以无恶不作。那么我想请您拿中国的教育改革和美国做一下比较，你晓不晓得美国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到高中公益学校都是不收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一年收费接近4万美元，但是你只要是美国的公民，你都可以申请免费的，等你工作了再给钱。因为美国政府不能剥夺你学习的机会。在中国你没有钱你上不了大学，你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做？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发言，只想找一个正确的时候，那就是今天。我看了很多的国际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有人说专业不对口。任何国家的大学、本科就没有对口过的。你念过加拿大大学，什么时候对口过了，专业不对口是一个常态。但是中国的问题在这儿，那就是当你搞大学教育产业化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中国的产业机构和美国和加拿大是不同的。你晓不晓得，美、加两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因为这两国的产值以服务业为主，尤其是美国占了8成以上，所以需要大量的大学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是服务业比重非常小，而是传统制造业的比重很大。像这类制造业基本上不需要大学生，甚至有些工厂从老板开始到保安就没有一个大学生，因为他不需要的。那么难道你当初搞教育产业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学生的出入问题，没有人想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重要。教改的目的就是图钱大学，你出去找不到事我不在乎，只在乎通过教改能赚多少钱。一旦进了大学，没钱进不去，进去了出来找不到事。
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大家知不知道上涨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卖地的地价。因为政府官员有这个欲望提高 GDP，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的。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
郎咸平：比如说把自己的办公室盖的富丽堂皇的，以北京、上海为例。各个区的区政府比白宫还要豪华。从北京开始一直到广州，各地搞什么？就是艺术中心。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些艺术中心各个腐败。那么当然了还有很多的用途你们都很熟悉的，包括公款吃喝、考察旅游，反正名堂多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做事不高兴的，搞一些这些事情，是很积极的。
郎咸平：那么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那么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就这么简单。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
郎咸平：那么第四个就是国企改革。大家关切我的言论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荒谬的改革，叫产权改革，为什么国企不行呢？是你的就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就做不好。那么“冰棍理念”就出来了，什么是“冰棍理念”呢？就是是你的可以做好，不是你的做不好。因为是自己的就做得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这样子的吗？东西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理念贯穿了28年的国企改革。你晓不晓得，这个理念，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及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因为东西不是你的就做不好，真正的受害者是谁？真正的受害者是民营企业家。当民营企业家做到一定的时候，你要不要聘请职业经理人、副总、财务总监等等？当然要了。那么请这些民营企业家，虽然你是民企，你的公司是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是。如果当然不是，他们是不是可以不做好了呢？
郎咸平：到最后你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走到最后，最大的抱怨就是他的员工从来不为他打算，不是对付竞争者，而是对付员工。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之后，中国人的信托责任扫除一空，再也没有了。员工对老板没有信托责任，这就是现今的中国。而且社会败坏如此，如果哪一个干部被抓了以后，贪污被抓了，要是20年之前的话，舆论会说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父母和子女。今天不是，今天是被抓了，“哎，好倒霉噢，”社会的堕落。
那么以前的国企改革是怎样的？地方政府认为国企包袱重，没有效率，市场化，把它卖给某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以钱为纲的企业家做什么事呢？干脆这些公司强迫下岗，工厂拆掉，建高楼，把楼卖了，所有的利润付给贪官污吏。什么是国企改革？就是国企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而且改革的成本归于全社会，这些下岗人员由全社会负担。你说老百姓能够不怨恨吗？
郎咸平：所以为什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初期获得全国老百姓的支持，但是95年之后的改革，一旦以钱为纲之后，逐渐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像我说的，医疗改革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以后住不起房，国企改革之后全下岗了。28年前，没有改革开放之前，在一家没有效率的国企做事，但是回家有一个破房子可以住，没有问题的。儿子、女儿考上北大、**党拿钱读书没有问题的，生病以后拿点药吃没有问题的。
虽然过得不咋的，但是过得下去。改革开放之后，再也过不下去了。你说怎么造成的呢？你发现原来这些问题，不是因为邓小平本身出的什么问题，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出了问题，造成了今天这种乱象。
郎咸平：你们谈了汇率的问题，以钱为纲的市场会为我们造成什么压力？对于美国政府对人民币的压力很多，美国侵略中国什么什么的，什么话都讲了。那么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汇率？难道汇率是像我们教科书上面说的，各种货币之间的价格吗？我告诉你是错的。汇率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汇率”！
所以，当美国要整治中国汇率的时候，就不会单独出规定，会像打伊拉克一样，找了很多的盟邦，联合起来逼迫人民币升值。只要升值一次，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今天的电视媒体问我，会不会重蹈覆辙。当时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联合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当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时候，灾难开始了。为什么呢？一旦签订了就告诉各国日币要升值了。不签没事，一签就有事。签了以后，日币肯定要升值了。所以大量的日币升值了。你以为汇率是价格吗？就像买矿泉水一样，需求多了一调整就平稳了，那是教科书，教科书基本上是错的。
到时候你会发现，汇率一上升，真的上升了，再买，更多的热钱流入，汇率再上升再流入。一直到日币升了一倍。当时发生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火上加油，助长日本经济的崩溃，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当时会采取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当时在国内没有谈出来了，那是因为日本腐败的财团在后面施加压力，要以低利率的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好了，最后的结果使日本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整个大幅度的崩盘。由谁来买单？由全体日本人买单。
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呢？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那就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在美国以及其他美国盟邦压力之下开始调整，一旦升值就停不下来了，那么日本的故事重演了，就再升值再流入。但是我们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呢？是提高利率，紧缩货币的政策，和日本相反。
我们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叫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请问在座各位，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不断升值是什么结果？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不像美国一样，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服务业它的利润是非常之高的，没有什么成本，利润肯定高的。中国以制造业为主，而且是传统制造业大国，利润5%就了不起了。那么我们利润上升了5%以上，我们的汇率不断上升，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将有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些问题出来了，你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难道你不知道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吗？怎么走到这一步呢？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又是以钱为纲的理念带我们走进这个绝境。我们过去时代出口创汇是一句神话，各地政府为了出口不择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不在乎、剥削劳工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出口创汇就可以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资源贫困的国家，还敢出口煤炭，这种错误不可思议。
什么叫制造业国家，就是一个把资源挖光的国家叫做制造业国家。我们把树给日本，日本怎么自己不砍树，我们砍呢？这不是傻瓜吗？就是出口创汇的理念，把我们最好的产品给全世界别的国家了。到最后你发现，你一旦给了大量的外汇之后，你必将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央银行要抵制人民币升值，但是不是这样的，数字发展的很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人民币升值是很可能的。做到这一步本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各地政府，对于出口创汇理念，这种以钱为纲理念的过度执行，出口、退税到最后让我们全体老百姓买单。
告诉各位这么多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把我们带入这步田地的是我们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被彻底的驱赶。所以我要谈下面一个话题。
那就是“以钱为纲”理念走到今天，这么多的改革是谁席卷了改革的利益？我的结论就是“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牢固的“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铁三角是由学者提供一些冰棍似是而非的理念，地方政府执行，透过医改、教改、房改、国企改革。那么资本家赚了钱以后回馈给学者，这个铁三角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操纵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
但是，腐败铁三角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讲到这里，要告诉各位一个悲观的事情，就是在座各位问郎教授，你认为亚洲各国哪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好？只要你们想到的一定是错的。亚洲最好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菲律宾，完全是美国的体制。可是我告诉你，菲律宾的经济在1960年代是亚洲的超级强权。为什么走到了2000年之后，他的女人要去别的国家做保姆呢？原来政治体制本身是中立的，问题是看谁在执行？
你要想想看，如果执行体制的是腐败铁三角，那么这个想象改革的结果是绝对的悲观。就是前面讲的，在任何体制下，在美国菲律宾体制下一样这么做。所以你要记住我今天讲的话，你不解除腐败铁三角，中国会逐步走向菲律宾，不会走向美国。那么今天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继往开来，那就是直接继承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跟发射火箭一样，火箭有三截，第一截过了是第二截。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理念必须结束了，否则的话就是腐败了。现在是到了点燃第二道火箭的时候，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这也是突破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最重要方面。
郎咸平：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呢？今天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来解决。只有跳出经济圈来努力，才有可能反过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那么我对于十七大之后的政治形势我有个人看法，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发展为纲，拨乱反正，拨阶级斗争的乱，现在必须要做到公平、公正，拨什么乱，拨以钱为纲的乱。做到公平、公正，给每一个老百姓一个平衡点，你要上得起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这才是一个小康社会。我们过去800美元说是小康社会，不是的。我们今天真正做到的，不是看这个数字，而是看得起病、住得起房、退得起休。要做到这样，要给每一个老百姓立足点的平衡。
所以我在此呼吁，呼吁什么呢？呼吁中国走向一个以公平、公正为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讲到这儿，你们马上问我一句话了，郎教授，咱们是不是走回头路了？我们的市场化还要不要搞了？我非常愿意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下面就是一个你们会感觉比较激动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走市场化的道路”。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腐败铁三角哪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企改革、一个是房地产改革。国企改革从我呼吁之后已经产生了警惕。房产改革我在多伦多呼吁，希望能够引起重视。
那么现在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之下，我们还要走市场化的路吗？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28年的改革开放，你认为我们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吗？我告诉你，绝对没有。我们是什么市场化呢？这28年，是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化市场严重过剩。因此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加深改革，什么叫加深改革？真正走向真正的市场。为了阐释我的观点，我想用房地产的案例和各位说一个说明。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市场化理念？我想从地产的供给面和需求面来谈问题。
首先谈谈供给面。什么叫做楼市的供给？它是长流程管理，加上两个核心资源。哪两个呢？一个叫土地开发权：一个叫做大额贷款，就是银行信贷权。
那么这些完全操纵在政府手上。那么长流程管理，就是从立项到开发等等据说有100个公章要盖。所以楼市的供给面根本就是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个供给面。看长流程管理，100个公章都需要政府来盖。你知道一个公章多少钱吗？以前请吃饭就可以，现在不行。这个价码是水涨船高，越来越高，几万都不行，现在要几十万才可以。100多个公章，你加加，看多少钱？不得了了。政府大量参与，使得贪污的成本大量的升高。
所以你看，原来房地产供给是一个完全没有市场化的，市场化是严重的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想很快的给你讲一个案例，因为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国内发展，因为你们对国内市场发展有一个了解，但是我还是讲股市是比较担心的。
那么看看地产的违规操作，中国地产违规操作分为三个方面：包括非法土地的操作、代收税、非法的土地开发。没有公开竞价，全部都是私下协议。
第二是以代征税方式逃税，上海市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很微妙的，就是交成交税。那么上海市税务机关对于收税机关很奇怪，不要多收税、不要超前，这是腐败政府的奇怪现象。代征税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餐厅，由于你的成本难以核算，那么对于这种企业，按照规定是以代征税来做。上海房地产以代征税的方式来做，收7.24% 的营业税。
按照我们的资料显示，除此之外，上海市的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等于逃税天堂。所以你相信不相信2001年之前，上海市最大竞争优势是低税率，这么低的税率，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简直是匪夷所思。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2001年，中央政府在其他省份的压力下，不得不要求上海将承包税拿出一部分支持西部大开发。所以朱熔基搞了分税制，国税和地方税增加。
那么最有趣的呢，就是违规的资金操作，这种现象在中国遍地都是。这个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什么叫做违规的资金操作？上海市具规模的地产商500家，资金回报率等于150%这么高。比如你买土地，好了，你钱不够富怎么办？拿不到土地证就办不了银行贷款，包括土地证、建设证、开工证你没有不担心的，上海市政府会帮你忙，你给政府的钱，政府补偿金占7成。那么这个30%里面就有问题了。
那么这个现象不但在上海有、新华社在三天前也公布了一个，也是一样。实际启动资金只有1000万元，但是最后的收入是5.6亿元，是一样的。这个和地方政府的勾结，上海市 这个案例可以用到全国都行得通，这是新华社三天以前通告的。那么这个资金不足怎么办呢？我们发现有一家公司，地产商钱不够怎么办？提供委托贷款给你，你买土地钱不够，上海市政府把钱借给你，拿到这个土地证了，就可以向银行贷款了。那么这个钱来自哪里呢？来自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保金等等。这个钱属于全体老百姓，图利谁呢？图利某一些资本家，这就是“以钱为纲”的改革。
如果实在没钱怎么办呢？这家国资公司，他们出80%的钱，地产商出20%的钱，那么项目完成以后，把80%的钱还给国资公司，顺便给一点利息。那么这样的操作几乎用于全中国。地价越贵，GDP越高。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严重不足的市场，使得供应成本大幅度的增加，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买呢？你可不可以不买呢？那就是今天中国讲的问题，到底中国出了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缺乏投资机会的国家，你除了炒股票、买房子以后，你没有机会投资。如果你是一个餐厅老板，你赚了钱之后，你敢不敢开第二家餐厅，你想做什么？更有趣的是有钱也不敢投资。问国内的企业家学生，问他们有钱干什么？跑到加拿大办绿卡算了。为什么呢？不放心，怕再投资下去，钱收不回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很多优秀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他们投资相当的短视，不是不想投资，而是投资环境恶化。所以大家注意，一个新观点出来了。
企业家该投资不投资的钱，配合上贪官污吏的赃款，配合上国外的热钱，再加上社会上各类的游资，这四类形成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虚拟资金。这个虚拟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那么这个虚拟资金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监管。那么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中国股市这么热？原因就是这一部分的虚拟资金打入股市的结果，股市利润不高，那么打入楼市。
成都购房的外来资金占了50%，所以房价高。重庆的外来资金是10%，所以房价低。虚拟资金来得时候是不可预测和控制、不可监管的。虚拟资金打入了重庆，重庆搞了一个项目，房价开始蠢蠢欲动，急速上升。不是你想不想上的问题，而是虚拟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
这是一个现状。那么你说虚拟资金进入股市，股市很好，赚了钱炒房子。你们股市一跌的话，虚拟资金照样转入楼市基金。股市涨也好、跌也好，楼市都是一样的。根本无法预测、无法控制、无法监管的。那么这种现象不是靠所谓的宏观调控可以解决的。那么你们可能有一个怀疑，为什么在3月、4月、5月，当政府提出宏观调控的时候，利率上升，为什么利率上升，当天上午大盘跌一点，一到下午大盘马上上去，甚至更高。这和我们以前的情况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知不知道利率是什么结果？利率上升进一步打击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这样有更多的基金进入股市。
把印花的税收从千分之一调整到千分之三，好像虚拟资金走了，走到楼市去了。楼市的价格大幅上升，无法控制。所以今天听我们这么一讲，在座每一位来宾都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所以我们看一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市场化呢？那就是供给面由于政府的垄断，市场化严重不足。需求面呢。虚拟资金横行造成市场化过渡，这两个扭曲在一起，老百姓再也来不及防止了。因为这种虚拟资金大量的进出，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中国最新的现象，房价特高。卖不出去，还不能买。那么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严重市场化过渡，可以解释中国所有的改革。举个例子，医改是不是这样的样子？你发现医改，你要搞市场化，很多民营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以上海为例，包括长江医院、红桥医院等等。需求面呢，市场化太过了。所以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的垄断，配合随意定价，老百姓再也看不起病了。教改一样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都是政府的学校，都是政府垄断的，拿政府的补贴、政府的财政预算，是供给面严重市场化不足。需求面随意涨价、乱收学费，又是市场化太过。一个市场化严重不足的供给面，配合上严重不足的需求面，农村子弟上不起学。
前一阵子各位关注国内的报道，吴敬琏教授提出火车票涨价导致老百姓的强烈反应。今天听完我的教授，你成为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你就知道谁对了。铁路也是一样，市场化严重的不足，需求面如果你允许铁路随意定价的话，一定定得高。又是市场化严重过渡，到最后老百姓火车坐不起。所以铁路本身也是这样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老百姓是对的，原因就在这里。通讯是不是？银行是不是？通讯我们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家垄断。在中国打手机双方收费，你打来我还要付钱，为什么呢？所以中国银行的需求面也是过渡，怎么过渡？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息差很大。原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谓的市场化了。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和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住不起房，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扭曲造成前面的现象，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完全是这个问题。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原来我们未来的路，要摆脱这样的扭曲市场，走到真正的市场才行。如果走不到呢？如果市场供给面还是垄断呢？那么你在需求面，就应该控制价格了。就恢复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郎咸平：那么最后一个课题，我要跟各位谈谈，我相信也是大家所关切的。为什么中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呢？和我前面讲的有没有关系呢？
那么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数据。去年农产品丰收，按照经济学理论，如果农产品丰收的话，粮油价格应该下降才对啊？是吧？可是我们竟然发现，这种经济理论中国不能用的，还都是相反的。所以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你发现粮油价格大幅上升、上升幅度高达10%到20%，我想请问为什么？那么国内很多的经济学家又在胡言乱语，说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胡说八道，根本不是。就是我前面讲的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腐败。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各行各业只要跟腐败有关系的，一定是欣欣向荣。跟腐败没有关系的，一定都是萧条的，很有意思的。
这是我给你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了，那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你们听，你们看今天国内的报纸，问某某经济学家，现在是萧条还是膨胀？如果他的答案是萧条、或者是膨胀，下面不用看了，因为他没有搞清楚。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体系，它是萧条跟膨胀同时存在的。和你们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就是萧条。
那么中国是哪个部门萧条？那个部门膨胀呢？和腐败有关的都膨胀。比如说房地产、公共建设、形象工程、基础建设、股票这个都是通胀部门。那么萧条部门呢，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什么养猪的了都是萧条，干部对猪没有什么兴趣的。
那么是这么一个二元经济体系。那么如果你是这么一种二元经济体系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可以向各位解释，为什么宏观调控政策在中国容易失效。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央银行提升银行利率0.25%，你知道对过热的部门是什么情况吗？这些过热的部门，很多都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者房地产，他们对过热绝对不感兴趣。
所以在膨胀的部门，你利率调高了以后还膨胀。萧条部门就不一样，萧条部分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向银行借不到钱的，他们的金融是通常的黑市。黑市是非常敏感的。当官方利率提高0.25%，黑市利润提高4倍，提高1%，这是什么结果呢？进一步打击了本身比较萧条的部门。利率一调整以后，膨胀的部门更膨胀，萧条的部门更萧条。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讲到这里你就清楚为什么宏观调控没有用了。一个政策很难同时管膨胀、同时管萧条，没有这样的政策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膨胀部门虽然占的总量不是很大，可是他把资源大量吸收过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膨胀部门跟贪污部门有关，把我们的社会资源大量引入到了这个部门。其他的部门缺资金、还缺投资欲望。所以既缺资金又缺投资欲望。所以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虽然粮食大涨、粮食丰收，可是由于萧条部门需要资金，政府加印钞票造成了全面通胀。因为粮油价格上涨20%，当我们中国老百姓每吃一口饭，就要给贪官污吏买20%单，你说惨不惨。今天不是说中国老百姓要不要反腐的问题了？要不要配合胡温新政了。鸡蛋价格上升37%，猪肉价格上升26%，那么我们看这个猪怎么回事？为什么猪肉价格上升这么快？最近报上出了一个笑话。洞庭湖有水患，老鼠全出来了，所以老百姓说猪肉买不起了，我们就吃老鼠肉吧，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为什么猪肉要上升呢？第一个是猪瘟。第二个就是农民养猪的积极性不高。还有就是把大猪杀了之后，没有小猪，所以产生了猪肉荒，所以产生了猪肉价格上涨。所以你发现，我们这个体系，大家对于实实在在投资信心不大，他愿意拿这个钱去炒股票有兴趣。
如果你连四个月猪你都不想投资，你说我们的投资环境能不恶化吗？各位你下次看到中国股票蓬勃上涨的时候，不要认为是乐观，而是更多的虚拟资金挤压出去了，一定是投资环境继续的恶化。那么在投资环境恶化的前提之下，更显现出胡温政府意识形态改变的重要，也就是要从过去的以钱为纲，改为公平、公正为纲。只要把投资环境治理好了，才能消除虚拟资金问题。才能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现在是全民炒股。
那么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 “两税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商不再享有税收优惠，就是内资和外资享受同样的税率，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世界五百强在香港发表声明，世界500强是这么说的，他说支持中央政府两税合一的决定，但是他们有要求，什么要求，各位知道吗？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营商环境。所以讲到最后你发现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很清楚，必须打破以钱为纲的理念，转到公平公正。这是世界500强的需求，只有转到了公平、公正、把基础打好之后，才有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以前，对于这类所谓的和谐社会我们理解不够，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我们宣传部门理解不到位所至。各位听了我的演讲，我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公正、公平的需求，对于我们中国的未来，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按照主办单位的安排呢，是希望我的演讲分成两段，讲一半休息一下，再讲一半。但是今天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使我一口气讲到结束。谢谢各位。
2# 2007-08-19 16:12:29 如果美国有个央视，新闻联播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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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
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 2003 年 4 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 29.2 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 “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即现在的商务部) 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一个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 2003 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 35 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不顾天下人心向背，更罔论国家利益公众得失，其所看重的，只是一己一群人的私利。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下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毒大米事件发生后，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北京市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有一部分人对于官老爷的所作所为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一声。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们现有的一大批把持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人物没有一个出来说一句。中国的民间舆论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立身之本，对大是大非的事情，已然失去原则和立场。
我最近留意到一篇名为《北京的眼睛》的长文，作者是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北京人，他在文章之中对于近年北京的荒唐事件进行了沉痛的分析，圆明园防渗漏工程敛财，“ 831 ”黑幕私分囤积土地，旧城改造摧毁老城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令人发指直接侵害公众利益的恶行。
但是同时，我很奇怪，包括北京大学的著名张维迎教授在内的各位精英身为北京市民，却为何能对北京近年发生的怪现状坐视不见，置若罔闻？我仍记得这两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张教授等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保护声嘶力竭，动辄以“无耻”的字眼批评改革反思者，甚至荒谬的提出政府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我想请问像你们北大校友陆昊之流到底是改革的受害者呢，还是假改革之名对民众施以毒手的侩子手呢？我想请张维迎等诸君高呼“善待企业家”之余，能否先考虑“善待北京市民“呢？我很沉痛的向北大校友高呼，某些不肖的北大师生正在一步一步的玷污着北大百年清誉，而成为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的发源地。但我宁愿相信张教授等学者一贯心怀国家大业，一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毒大米等等丑闻，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一句呢？一家不扫何以扫天下！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权益都受到威胁的时候，精英们不能再忙着做企业顾问或出台企业家论坛奢谈民族兴衰大计了吧！我想你们应该放弃对北京市官员的阿谀奉承，和我一起大刀阔斧的批判北京市的腐败行为，为了你们口中的信念。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制度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风气败坏、秩序混乱、民怨沸腾的重要原因。
年年岁岁，民间对于澄清吏治冀甚殷。最近中央严厉整肃官场各种恶劣，而对于生活腐化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处理，单刀直入。而天津市检察长以及各地的大小贪官落马，更加是大快人心。而在此，我们呼吁各方有识之士，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不仅要清除制度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社会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能够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绝不为作奸犯科官员寻找借口开脱。政府此时更应该维护党纪国法，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方是天下社稷之福。
讨伐中共中央宣传部
焦国标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 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 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 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 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 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 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 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 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 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 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 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 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一、 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 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 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 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 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 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刘修德和三仙姑的“结 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 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 于同一个级别。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 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 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 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 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 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的异蛇。新闻媒体监 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 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 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 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汉顺口胡扯， 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 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 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最后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平安而威力 四射地存在。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 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 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 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 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众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 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 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 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 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捍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于行动上堕落为 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 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 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 的先声》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 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 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 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 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吹风，凡涉美国， 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 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 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 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 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 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 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 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 为香饽饽才是你的出路。否则必然身败名裂，自己将自己挂上历史的 耻辱柱。实际上你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 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 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 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 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 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 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 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 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 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 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 家跟素食者似的，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 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与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 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 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连中宣部都打来电 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 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么呀？简直 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 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 做，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 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 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 力，解决人民群体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 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 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 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 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
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 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 “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 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 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 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 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 界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
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骂， 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 会稳定？不报道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 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于衷，竟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 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 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 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 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 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 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 “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们在电视里 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那个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 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 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 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 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 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 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 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 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了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 部没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 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 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 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 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 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 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 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 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 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 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 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 “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 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 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著名 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 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 没有免，哪去了？进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 区曾拿八十万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 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 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 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 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 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 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 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 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 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 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弱如游丝， 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 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 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 报道，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 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宣传部为无数的 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 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 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 和霸道武断的工作方式，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 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 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 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 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 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 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 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 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著名的部 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 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 “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 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 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 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 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 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 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来，不得再采用三仙 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 置监督环节，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 体办法有四个：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 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 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 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 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 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 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后责任追究，以备日后历史 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 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 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 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 “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后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 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 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 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 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 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 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 白放过。当年的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 视为丑事，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 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 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 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 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起码的文明社会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 觉将其发布上网。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 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当、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 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 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 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 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 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后退，拉历史的 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 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
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 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 愚昧甚至反动，可是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了颠 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 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 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 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 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 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 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 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 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 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 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 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 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 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 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 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 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 “文革”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 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 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 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 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 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 罪错！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 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 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 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 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 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 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 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 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 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 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 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 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 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 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 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 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 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 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 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 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 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 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 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 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 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 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 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 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 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 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 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 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 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 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 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 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 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 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 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 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 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 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 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 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 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 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 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 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 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 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 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 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 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 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 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 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 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 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 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 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 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 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 于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 “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 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 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 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 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 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 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 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 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 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 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 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 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 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 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 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 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 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 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 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 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 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圆颅方趾的人类？千人诺 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 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 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 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 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 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后面也应 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后是不是 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 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 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 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 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 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 《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 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 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 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 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 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 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 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 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 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 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 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 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 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 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 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 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 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 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 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 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 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 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 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 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 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 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 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 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 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 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 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 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 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 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 “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 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 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 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 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得化石般稳定。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根源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 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 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 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 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 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 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根源是中宣部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 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 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 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 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对此我们要厉声问一 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 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 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 “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 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 善弱小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 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群众 千里万里走上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根源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于是喊“停”。对此我们还要问一 问：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 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 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 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 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 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后。对 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 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 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 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以不变应万 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 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众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 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 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的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 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 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 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 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 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 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
我的后讨伐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代
焦国标
我在网上发表《讨伐中宣部》，得到海内外强大声援，但也受到「汉奸」、「教兽」一类谩骂。我的电话遭监听、骚扰，出版界不敢出我的书，有些私下约稿则要求以笔名发表。
《亚洲周刊》编者按：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月前在网上发表的《讨伐中宣部》，已在全球迅速引发反响。他作品集日文版即将付梓，作者写了近五千字序言，现摘要如下：
起 初我只是通过电子邮件，把《讨伐中宣部》发送给几个朋友传阅，想不到有朋友未与我打招呼，竟然径直将其粘贴到互联网上。这下一发不可收，该文不是呈风行之 势，而呈爆炸之势，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开来。先是中文网站，很快被翻译成外文，登上国际网站。有学生从美国归来，告诉我说，美国许多大学，如哈佛大学和史 丹福大学网站上都贴上了翻译成英文的《讨伐中宣部》。
传统媒体里面，最早刊登和报道的是香港亚洲周刊。接下来是西方国家广播媒体也都 做了报道。德国电视一台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台录制了我的专访节目。但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传统媒体报道此事，互联网上也迅速封杀，但是几乎我所接触到的每个 人，都陆续读到或听到此文广播。其中城市文化人多半通过网络，包括电子邮件，穷乡僻壤关怀时事的人们基本上是通过收听外国电台。江苏省淮安市级机关管理局 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有「中宣部的掘墓人 中国人的引路人声援焦国标教授」这些字。这是我最早收到的一份读者来信。
此 后不断收到素不相识的人们发来的声援性或赞赏性的信函和电话。厦门一位六十九岁老人看了亚洲周刊的文章，来信表示：「我很赞同您的观点，并敬佩您不顾个人 安危，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福祉大声疾呼的精神。」广西融安县一位自称年过花甲的广播听众来信说：「上月收听到你的《讨伐》，近日又听到你跟记者的访谈，两 次都因干扰听得不清不楚，很是失落。但你声音镇定自如，甚感快慰……唯《讨伐》不得全貌，于心不忍，望你不加嫌意，检寄一份给我。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不 要忘记钉在地球某处的我，渴望做你的读者，继续读到你的文章。」一些可怜无告的上访者，还有一位收听到外台的山东盲人朋友，辗转来到我家探望我。
我的学生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字条等多种形式，表达对我的支持和敬意。「焦老师，你要顶住！」「焦老师，我们都支持你！」「焦老师，需要不需要同学们声援？」「中国历史上不缺乏有智慧的人，也不缺乏有勇气的人，像老师这样既有智慧，又有勇气的人，实在罕见！」
上 海《新闻晨报》的一位女记者，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发来一封电子邮件：「很惭愧，今天才看了您那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真的是酣畅淋漓，道出了媒体 人的心声。您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才情和血性，也令人折服和热血沸腾。若将来中国新闻真有大改革，这篇文章一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被人们记住的…… 我会谨记教诲，争做精英。」
媒体新兵表示敬仰
我甚至收到来自遥远北欧的一位芬兰诗人的来信，随信还寄来一份《赫尔辛 基新闻》剪报，上面载有关于我的文章和我的照片。希腊驻华使馆一位外交官，专程到北京大学拜访我，并热心为我联系去希腊大学做访问学者。美国新泽西州一家 出版社，来信表示要出版我的着作。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华裔教授，通过友人与我取得联系，表示邀请我前往访学。一位韩国女孩，是我班上的留学生，有一天下课后 告诉我：「我在我们韩国的《中央日报》上看到老师的照片了，想不到老师这么有名！」这些来自国内外的宝贵情谊，都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落 款是「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一群爱国者」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读您的文章拍手称快之余，不能不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面对 如此势焰熏天、横行不法、祸国殃民的中宣部，竟然几十年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您今天挺身而出，发出他们心中积压已久的义愤，大家在背后都在拍手叫 好，对您满怀敬意。但是有几个敢公开站出来，亮出真姓名表示支持和声援呢？」
的确，在一些陌生的读者朋友表示声援的同时，我的一些老 熟人却不敢再打电话与我联络。有一天，一位文友在电话里半真半假地说：「焦国标你要付我一笔钱。」「什么钱？」「代理服务费。」「什么代理服务费？」「好 多人给我打电话，让我代他们向你表示问候。我这不是代理服务吗？」我莫名其妙：「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不敢打。」 听了这话，我的心里悲哀极了。中国人的安全感程度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的奴性之深，也由此可见一斑。用一句粗鄙的话说：「监听怎么的？给我打个电 话，谁能把你蛋咬了？」可他们就是这么怕。
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八十多岁了，住在偏僻的河南乡下，多年收听外台广播。从美国之音听 到我这篇文章以后，老人想给他的学生打个电话，却不敢，怕监听。有同学自老家告诉我，老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江泽民迟早要对胡锦涛、温家宝不客气。等到江发 动兵变，不仅收拾胡、温，连平时大呼小叫的民主分子都难逃、被捉拿。毫无疑问，他的写《讨伐中宣部》的学生必然首当其冲。老人怕受牵连，因而虽为最得意弟 子，电话却是不能打的。我听了只有难过：这都是什么逻辑呀！你想，黄土埋到脖子的老人，尚且如此恐惧，足见过去几十年的邪恶政治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戕害到 怎样可怕的程度！
政治恐惧无远弗届
《讨伐中宣部》出笼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一部文集《乡土回望》，出版合 同都寄给我了。责任编辑来信说：「国标兄，书稿我已经看了，十分满意。请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可以寄出版合同给你。」《讨伐中宣部》面世之后，编辑来电告 知：「书出不成了，中宣部得罪不起呀，谁敢惹它不高兴？」北京一家月刊约我写专栏，一切都准备好了，编辑突然来信说：「领导把稿子都撤了，说你被中宣部注 意到了，说已被封杀了，不能发。」
《北京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晓谕他的编辑：「你们不要再约焦国标的稿子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位领导 也给同事开玩笑似的说：「这个焦国标是不想活了吧？」一位在网站供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到上面的命令，要封掉我这篇文章，也封掉一切赞美和肯定的跟 贴，还要组织批我的文章上页面。一家周刊的副总编朋友写来电子邮件：「国标兄：好！和许多人一样，非常惦记您的处境。如今约您写稿已是很……的事，但还是 忍不住想问问：您还有无兴趣写点东西？我们现在新开一个栏目，叫观点。每次一篇文章，三千五至四千字。刊有独到见解、有一定深度的东西。您若有时间、兴 趣，请随手发点东西过来。不过可能只能署笔名了。唉！」我回信表示感谢，说：「我现在没有心情写文章，写了一定奉寄。」我没有写出的话则是：大丈夫行不更 名，坐不改姓，自由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即便有心情写文章，也决不被迫使用笔名。
与此同时，我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常常 被骚扰。有一次我在上课，竟一连接到十八个骚扰电话，学生们很愤慨，说「中国人安全感何在？」我十岁的儿子也向我抱怨：「爸爸，这都是什么人给你打电话 呀？我说你不在家，他把电话挂了；我说你在家，他还把电话挂了！」中国大陆网站上有关《讨伐中宣部》的任何信息都看不到了，新华网却在有组织地讨伐我。二 零零三年四月十五日，我写了一首诗《致美国兵》，贴在网上。现在被翻腾出来，大加挞伐：「这样的精英要警惕！」「把焦国标赶出教育界！」「把焦国标赶出中 国！」「汉奸」，「教兽」，「沽名钓誉」，「新时代的汪精卫、周作人」，「北大的耻辱」，「这样的教授，不敢把孩子送北大了！」我难道比贪官污吏还不配做 中国人吗？没听说谁把他们赶出中国。许多忠告拜托我不要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压力，甚至是最大的压力，比骚扰电话压力还大，因为中国人重人 情，轻原则。我不怕不许我说话，我怕拜托别再说话。《国际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保障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宪法义务里面没有 中国公民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一条，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行为守则里也没有不得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一款。中国外交部既然允许外国媒体进驻中国，即意味着这样 一个契约关系的形成：外国驻华记者可以采访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新闻自由不应该停留在新闻学课堂上，言论自由不应只是外国人的福利， 而是现实的、全人类的权利，我要做新闻自由的行为主义者。
我愿滋养北大五十年
在给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的信中，我 写道：「我愿以我稚嫩的行为和微不足道的一点生物量为北大肥田，再滋养她五十年。北大地力将尽。」由此我还领悟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摧折者，不只是中 宣部，还有中国一个个具体的行政部门。有意无意之间，他们做了中宣部控制中国人嘴巴的同谋，恶化着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环境。控制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势力像 空气一样遍及每一个空间。
开放的中国需要他
莫之许
和胡佳没见过几面，印象较深的是，前年年他刚结束几十天的拘禁之后。当时的他，虽然历经数十天艰难的生活，却依旧显得镇定从容，神态也很健康。因为我一直在为维权绝食的朋友们的安全担忧，见到他终于放了出来，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追究，心里颇为高兴，为此还专门写过文章，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此后就主要是电话和MSN上的联系交谈了，因为在此之后，他断断续续总是被软禁在家。即便这样，在山东临沂，或是在高律师的门口，当我和一些朋友想传达什么消息，或是打听什么信息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想起他。我的朋友彭定鼎曾去他家探望，却不得其门而入，久而久之，北京通州自由城中胡佳的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新闻发布中心，我们这些自由的人，却要通过一个被软禁的人了解信息，听来匪夷所思，但也正是胡佳的价值。
07年的2月，胡佳去了一趟香港，我也特别地为他高兴，以为这将是他彻底自由的开端。然而，先是因为替缓刑中的高律师发声，后是因为陈光诚妻子的来访，胡佳又一次次地遭到了软禁。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行为，难道，胡佳能够不为高律师传递消息吗？难道，胡佳要将一位求助的弱女子拒之门外吗？或许在当政者看来，这是一种挑战和叛逆，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尽一点为人的义务而已。而我也一度以为，容忍度越来越大的执政当局，是可以继续容忍的，毕竟，一个被软禁中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居然就是年底的抓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还处在拘留阶段，而他的妻子也被困在家中，连与律师联络都不能。在一个威权社会里而有政治异议，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而执政者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这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对于一般的异议人士来说，总是试图克制自己的言行，而做有坚持的持续突破——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突破，在我看来，胡佳的所做所为，其实并没有超越这一范围，那些经他转托而发出的讯息，不经过他，也一样封锁不住，别忘了，这是一个手机和网络的时代；而他对国保的斥骂，也不过是被非法软禁下的激愤，与非法软禁相比，究竟哪一个更恶劣呢？胡佳这一年来的所作所有，在我看来毫无任何的颠覆性可言，而只是对一些他所认为的价值的坚守。
正因如此，胡佳的行为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就在被抓前不久，他还刚获得了由记者无国界组织颁发的国际人权奖“中国奖”。普遍的推测是，胡佳的被抓是为了在奥运前消除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可我就不理解，一个和平和开放的盛会举行所能传达给世界的讯息，将是何等的强烈，岂是一个小小的胡佳所等抹杀和掩盖的？中国既然选择了开放，也就势必会拥抱自由，在开放与自由中就总是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别说这种声音其实是会促进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的发育的，就算这种声音毫无价值乃至刺耳，但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是对开放和自由最有效的辩护吗？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是“开放的中国迎奥运”的最好宣传吗？
自从1989年悲剧和冷战结束以来，出于政权危机的恐惧，执政者在长期奉行一套所谓的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策略，对一切异议言行采取严格打压的措施，这一策略至今虽有变化，而远未结束。可是，自从1992年以来，执政者又同时推行了一套市场和开放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中国日益由一个前现代的封闭简单社会，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复杂社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势必会有不同的利益和利益间的冲突，迅速变迁的社会进程，也势必带来不同的对于未来的相望和期盼，在这种情况下，异议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异议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现代社会稳定持续运行的必须，没有异议，也就没有更多的选择，没有异议，也就没有变迁的动力。因此，既然执政者选择了市场和开放的发展战略，就应该而且必须从产生于过去条件下的那种思维中走出来，抛弃那种将异议看作敌对的陈旧思维，进而寻找到一个包容异议和善用异议中的积极因素的制度方案。
可是，至少从胡佳的被抓来看，似乎这并不在执政者的考虑当中，或者说，至少还没有压倒那种陈旧的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可是，任何一个政权的稳定，除了国家机器的强力运用之外，更关乎人们对执政者的认同和支持，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这一认同和支持首先指向的是一套制度，一套能够允许人们合理地表达和追求的制度。如果非法的软禁，不合理的惩治始终会不期而降临到一个公民身上，或许展现了国家机器的强力，却摧毁了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即使对执政当局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
作为一个希望自由和开放能更多地降临到这个国土上的普通知识分子，我衷心地希望执政者能够体认到当下的社会进程，这一由执政者一手推动主导的社会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变迁，再也不可能屈服于那套陈旧的社会控制手段之下了。拥有越来越多自由、财产和梦想的中国人，也必然会渴望更多的权利，渴望更多地参与，渴望更多的民主。胡佳不过是以其热情和执着，走到了这一潮流的最前端，对胡佳的伤害，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进程的伤害和挫折，是对包括执政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伤害。我以为，这是个让人痛心的事情了，当它发生在“开放的中国迎奥运”的2008年，尤其如此。
觉得自己媒体牛逼的时候就读读这个。有时候，中国媒体是自己吓自己。是担心封报馆，还是头上的顶戴？
《南方都市报》2007：思想在破局，改革要开放 ―― 朱学勤访谈录
编者按 时近岁末，媒体依例进行盘点，竞相推出特刊。其实，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描述和判断。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便对年来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逐一予以点评，本报今明两日将以年终特稿的形式奉上这一“思想大餐”，敬请垂注。
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思想在破局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2007年社会思潮十分活跃，各种现象、观点、文本纷至沓来，你怎么评价？
朱学勤(以下简称朱)：似乎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思想在破局？不破局也不行了。广东不是在提倡解放思想吗？改革开放已经30年，当初能进入这个30 年，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能否保持改革开放，使之进入第二个30年，去弊化利？关键之一也是思想能否解放。希望此后30年能换个说法，变“改革开放”为“ 开放改革”，让人们参与改革，开放对改革的各种思考、各种意见、各种争论。2007年开始，有句话值得一提，那就是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引用艾青的诗句： 若问中国的希望，去问开化的大地，问解冻的河流。2007年结束，吴仪副总理公开说她即将退休，退休以后不担任官方、民间任何职务，希望人们彻底忘记她。 这大概是我30年来看技术官员这一代较有思想个性的一句话，在健康社会只不过是一句大白话，居然引起民间热议，人们反而忘不了！这种现象说明什么呢？
南：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延续至今年上半年，此后《读书》主编换人，最近又发生有关电影《色，戒》的争议。有人认为左派日益边缘化，你认为这成立吗？
朱：我没这么乐观。从网上看，同情他们的人并不少。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论争是被强行压下去的，人家并不服气。能压一时，不能压一世。1976年结束“ 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后患无穷，当初也是压下去的。此后左右两边关于“文革”的辩论并未深度开展，仅停留于政治解决。今日遭遇改革瓶 颈，左派终于找到机会抬头，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电影《色，戒》，我至今未看。但我更不喜欢的是对艺术作品的“文革”式大批判。“文革” 中的大批判是官方组织的，1980年代初的几次倒春寒，也是官方组织的，但这一次官方保持缄默，却由民间来履行这一职能！我们不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吗？总 有一天，某些官方机构要消亡，但在民间铲除“文革”思维，确非短时间能期望。你我都是从这块土壤上产生的，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文革”残 余？1976年“文革”是被解散的，不是被铲除的。即此而言，我从来不敢乐观估计左派已经边缘化，人家只是在等，等你暴露改革隐患，给他创造发言的机会。
至于《读书》主编换人，吵嚷最厉害的时候，我曾打电话询问他们编辑部的一个朋友，是否有行政权力干预的背景？如果有，即使我们不赞成《读书》 最近十年的言论主旨，也应该为他们的言论权利辩护，至少持道义同情立场。但对方告诉我，没有，只是按相关规定正常人事变动，何况已经拖了大半年。中国有几 千家杂志、报纸，每天都有人下，有人上，只要不发生政治权力干预，无论上下，谁会去惊动舆论？至于说“有阴谋”，无非是几位在京老先生说《读书》转向后越 来越看不懂，这就是“阴谋”吗？以此作受迫害状，扮演成烈士，只能贻笑大方。
我们回到常识，用了90年
南：2007年俞可平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用朴素的语言宣告民主价值观。温家宝年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民主与法制不可分离。民间这一头，通 过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等，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逐渐得到公认。总之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承认了普世民主的价值。但也有人要用协商民主 取代票选民主，用特色民主取代普世民主。您对此如何评价？
朱：先从实践层面讲。孙志刚事件一曝光，马上引起国人乃至中央政府重视，然后快 速反应，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山西黑窑事件也因为民意介入，引起山西方面的注意，省长出来向全国人民道歉。尽管这件事没能圆满解决，但比当初成千上万童工 得不到关注，已经是大大改善。重庆钉子户事件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媒体、民意介入，很可能走向恶性对抗。正因为民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重庆地方政府处理 钉子户事件时更审慎，更克制，最后得到一个双赢结果。总之，民众通过自己的顽强表达，改变了政府的一些行为，政府也从民众理性的、负责任的发言，打消一点 对民主的顾虑，做出了各方都比较满意的决策，顺应民意。无论是钉子户事件，还是山西黑窑事件，还是厦门PX事件，实践证明，民主不仅对民众有利，也给政府 提供了一个及时沟通民意的渠道。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实践上有说服力。
从理论上讲，五四提倡德先生、赛先生以来，90年了，追求民主 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识，梦寐以求。你看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社论，那时谈“民主是个好东西，美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都是好 东西”，谈得比今日传媒彻底得多。甚至198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毛泽东晚年之所以犯错误，也曾拿英、美、法比，说那里有民主制度，故而不会发生十年“文革 ”。但195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当中，一切都发生颠倒。那时讲民主，实际上有恐惧心理，却又找出很多借口，把民主妖魔化、阴谋化，说成是某些国家对 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阴谋。现在大家终于齐声说了一句大白话：民主是个好东西！难道民主不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吗？这真像幼儿园里的一声叫喊，荒废了90 年！
南：对普世民主的这种认同，能否称作价值回归？
朱：是一种回归。温家宝总理还有更明确的论断，民主、宪政、法制、自由、人权，是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不应自外于这些普遍价值。这是一个进步，但从五四到现在，90年过去，我们才回到常识层面，让人高兴不起来。
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还是有人说，我们不能搞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这根本就是无的放矢。改革开放30年，有谁主张搞“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我们 只是说，现代民主是在英美地区发端，但不能说现代民主就是英美地区的特产，只配当地使用，不适合中华民族。民主一经产生，就具备了普世意义，从英国、美国 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2/3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适程度。但民主在哪个地区以什么形式出现，则肯定因国别而异，因民族而异，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现在有人说，我们没有必要采用英美民主，这话无的放矢，却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
1980年代之前，抵 制普世民主的手法主要是所谓阶级论，今天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已经不值得辩驳。后来又捏造一个“全盘西化论”，混淆是非。现在进入第三阶段，要撇开普世民 主，自己另搞一套，所谓“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界的新概念，一些学者以此来探讨如何完善已经施行多年的民主制度。而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一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民主硬件未成型，照搬西方“协商民主”新概念，有什么实践意义？牛头不对马嘴。这种概念层面的“超前消费”，掩盖着实践层面上的 “超后停滞”。
中国容易让人想到的“协商”，最典型的是“政协会议”。我曾有一个说法：人大改革要向前走，政协改革要向后看，恢复政协传 统。政协从1945年开始，发展到1954年，达到它的高峰状态，它是人大之母，《共同纲领》履行过宪法功能。政协以及民主党派，目前的迫切问题是改革、 是回到传统，怎么可能将它们本来就需要改革的现状来吹嘘为“协商民主”之独创，以抵制普世民主？
南：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基于国情有别，因此需要强调民主制度的民族形式？
朱：民主制度落地生根，具有民族形式，我不反对。我反对的是用所谓中国特殊论，对民主欲迎又拒。一个基本史实被这些抱持“特殊论”的先生们忘记了：“中 国特殊论”不是现在发明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发明的，那时用来抵制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一个是知识界普遍要求的民主宪政。而共产 党人与知识界在理论上反抗蒋介石的独裁，手中利器就是这个民主普世性，而不是民主特殊性。50年过去了，那些抵制民主的“特殊先生”怎么如此没长进，拾国 民党之牙慧，一屁股坐到当年蒋介石的立场上去了呢？
回到政协传统，这里还可以多说几句。这几年人大的权力有所加强，但它应该再往前走，然 后跟政协配合起来，这就需要政协恢复传统。比如说，为什么不能考虑人大有创议权没有否决权，而政协有否决权没有创议权，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相互制衡，而不 是仅仅在一个机关立法，让一个机关旁听，才能让民主立法落到实处。
社会福利诚可贵，制度平台价更高
南：今年秋天，吉登斯访问广州，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对国内情况有没有现实意义？
朱：我思想上不以吉登斯为然。我注意到的是，他这次来中国自己解释“第三条道路”，与此前国内对他的二手介绍完全不一样。他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在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插入，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插入，向右移一步，这一步之差非同小可，可见吉登斯作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还没 有丧失起码的现实感，这一点要比我们这里的左翼知识分子强。
但吉登斯的理论毕竟是在西方环境中产生的，对中国意义不大。他兼具的自由主义我们谈得不少，现在该把重点放到他兼具的社会民主主义上来。
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是，第一不反对，第二有保留。
1959年第二国际召开过哥德堡会议，检讨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何不能赢得选民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删掉了暴力革命与计划经济国有化的要求，第二国际发生历 史性大转折。20年后，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放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也趋向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这与哥德堡会议不谋而合， 可谓形势比人强。哥德堡会议打开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胜利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它们殊途同归。在这层意思上说，社会民主主义 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至少可强化我们这里的这场历史性转折，使之更不容易倒退？
我不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哥德堡会 议，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在这一翼也有体现，若与第三国际比，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处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之中，“政治文明 ”这四个字终于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有助于消解戾气，成为化解社会对抗的助力，至少值得中国人借鉴？
我的保留也是两项。
千万不能忘记，西方是先有古典自由主义，奠定民主宪政的制度平台，后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这既是历史发生过程，也是政治制度与政策调整的结构逻 辑。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长达100年时间里，社会民主党是不承认这个制度平台的，主张暴力革命，多次发动对宪政体制的颠覆和冲击。经长期失 败，他们才有1959年大转向，回头承认这个制度平台，回到这个制度平台上跳舞。它和制度平台的关系，是先后关系、上下关系。社会民主党带进西方政治生活 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基本制度，制度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阶段构筑的。
第二个保留我想提一提俾斯麦及其王朝社会福利。在欧洲，最早建立 社会保障体系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英国是后来学他的，然后把它移植到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平台上，所以能纠正一些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劳资矛盾、社会冲突，却 不会因此而把整个民族引向一个邪恶方向。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实际上奠定了希特勒后来搞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德国工人对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感恩戴德，一旦 发生战争，由衷地喊出为保卫祖国而战，上战场与别国的工人兄弟厮杀，这就是列宁所痛恨的“第二国际破产”。但他并没有看出德国工人之所以背叛国际主义，是 因为国际主义敌不过王朝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出现过短暂的魏玛宪政，希特勒一方面用独裁制来结束魏玛宪政，另一方面，扩大俾斯麦时 期的王朝社会主义。30年代德国工人享受的福利又超过俾斯麦时期，这才能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
南：社会动员力强大。
朱：岂止强大，一时间无人能敌，祸害全人类！现在我们提倡社会福利，千万不能忘记，它需要一个制度平台，否则它就可能跟我们历史上的父权政治结合，走向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
民粹主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
南：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也是今年的重磅话题，其文本较粗糙，但其冲击力，其反响及这种反响折射的民粹主义心理，却是不可以忽视的。
朱：茅于轼那个表达可能粗糙一点，但从茅于轼一生的实践来看，他绝不是攻击他的人丑化的那样。茅于轼的本意是，应该为富人合法致富辩护，但不必为他们办 事了，他们办事能力够强了。而穷人要脱贫，最缺的就是具体脱贫的办法、渠道、资金，而不是高调叫喊，所以他说，要为穷人办具体实事，我觉得无大错，他自己 办保姆学校，办小额贷款，言行一致。这样的老人应该引起社会敬意，而不是敌意。
南：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概念？
朱：民粹主义在俄国19世纪中叶出现，它的第一层是社会发展理论，可以依赖前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封建关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扶助，共同体的集体感情等等，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即跨越式发展，但现在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这样跨越。
第二层带有伦理学意味。它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人的感情，破坏原始道德，纠正这种道德恶果的力量只能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未受资本主义污染的底层民众。第三 层是它的引申，民粹主义一般都会带出反智主义，带出对知识分子的仇视。早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就喊出了一个口号：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这 个理论是从法国革命卢梭“高贵的野蛮”而来，到中国又被表述为毛泽东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法、中、俄三国民粹主义激进传统，一脉相承。现代 法兰克福学派的反异化批市场经济理论，还有这个东西的影子。中国一部分文学型知识分子，理性思维不健全，既憎恶“文革”迫害，又沉溺所谓都市生活之“乡愁 ”，不知不觉又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接回来这个影子。
南：民粹主义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有什么现实危险？
朱：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特别深厚，进入资本主义又是被迫的，心不甘情不愿。民粹主义经常会在市场关系发育到某一个节骨眼上，比如在贫富分化、劳资紧张时跳出来。市场经济度过 这个瓶颈以后，回过头来会反馈整个社会，但你要在这个瓶颈挑起民粹主义，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它有可能中断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少是干扰它的正常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发演变的，它是被铲除一次之后，在铲除者行政放权的过程中，几乎是人为再发生一次。行政权力是看得见的“脚”， 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有那只看得见的“脚”放权，脚下那只手发育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脚”是“手”之母，却是一个后母，时 常要敲诈市场，虐待市场。此外还有第二点：1992年以后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给他们的条件如此优厚，几乎是零门槛，在中国出现了所谓低人权优势，这是当 初的政治需要，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政治决策。这两点加起来，形成吴敬琏讲的“权贵资本主义”，或杨小凯讲的“坏市场经济”。所以我始终认为今天改革发生的 社会不公、贫富分化，主要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行政权力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行为造成的。但是左派喊声一出来，有意无意混淆是非，让市场经济当政治体制之 替罪羊，本来应该是催促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却变为反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此“手”“脚”颠倒，鱼目混珠，还很有舆论“市场”！
南：贫富对立，劳资紧张，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哪些问题？
朱：应该如实告诉民众，这一轮贫富分化、劳资矛盾，市场经济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政治体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资本家应该承担多少责任、政府官员应该承担多 少责任——这是第一步。这么做的必要性在哪里？别拿刚刚发育起来的市场经济做政治体制的替罪羊，看错病吃错药。第二步，反过来，用这个东西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宣传仇富，只炮打民营企业家，甚至攻击茅于轼这样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转移视线，引导中国看错病吃错药。
自由如吃饭穿衣，从日常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
南：文化保守主义也是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些中青年学者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倾向，越来越回到传统，越来越温和甚至保守。
朱：一个健全的自由主义者，在逻辑上讲，他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文化上是保守文化。因为自由主义的精髓，就是捍卫每个人自己选 择、自作主张的权利，他当然拒绝对个人的改造。对个人尚且如此，对整个社会，更是反对大规模的改造、大规模的颠覆，自由主义是不赞成革命的，自然在文化上 强调保守传统，而不是颠覆传统。
自由从哪里来？是从文明传统里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少数人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然后向千百万人硬灌输进去的。她和 我们文明传统的自然演化息息相关，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她坚决反对与传统的所有制彻底决裂、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你反对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你维护 人类的文明遗产、文化遗产，在文化上天然就趋向保守主义。
中国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起来时，像胡适等，他们看到的是西方政治 制度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没有看到西方制度的普遍性，普遍性不仅仅表现在与那个产生它的地区特殊文化的联系，还表现在与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 他只看到文化联系(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能操弄的观念联系)，误认为西方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布莱尔在美国国会讲演中曾明确讲，民主不是 文化的产物，更不是某个特殊地区的文化的产物，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个升华，所以有普遍性。胡适带着误解回国，加上辛亥革命后民主进程的坎坷，产生了局部 倒退，就认为在中国必须移植西方文化，才能移植西方制度，提出文化决定论，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传统，鲁迅也才会主张改造国民性。我一直认为胡适思想有 结构性内在冲突，他在政治上是反对革命，希望用渐进方式推进民主；在文化上却是个激进主义者，这不仅是胡适，也是五四那一代人内含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现在自由主义重新出现，要逐渐恢复刚刚讲的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上主张现代民主，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文化上倾向保守。这时有批中青年的自由主义者提 出，我们要从自己传统中发掘能够打通自由民主的“资源”，这是好事。无论是到基督教里寻找，到儒家学说中寻找，到道家学说中寻找，我都乐观其成。但我也有 保留。所谓“资源说”，一比喻耳！本来是人文学科词汇不够，向自然科学借用一词，是个比喻，而且是蹩脚的比喻，现在倒好像把“资源说”从“能指”变为“所 指”，要落实为开矿寻矿那样的实证过程了。不断听人文学者说“资源、资源，我们要寻找资源”，我总觉得有点滑稽。比喻就是比喻，怎么真搞得像工程师找矿、 开矿那样寻寻觅觅呢？在人文学科唯一能开的“矿”那就是少数知识分子能注能疏的经典古籍了！这不又回到五四那代人的文化决定论上面去了吗？只是当时反对读 经典古籍，才能实现自由民主，今日非要找到某一堆古籍，找到这些古籍的“背书”，自由民主的这些观念货币才能合法流通？用恢复文化保守主义的形式重蹈胡适 当年的文化决定论，好像一个制度必须在文化联系(实际上是观念联系)寻找到它的合法性，这个制度才能安排妥当？
自由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 好，作为制度来讲，实际上更多的是与人们日常权利、日常经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未必一定要到孔子、道家、基督教那里寻找一个跟现代自由主义观念联 系。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不必知道儒家怎么说，不必知道道家怎么说，不必知道圣经怎么说，只要在生活中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那么尽管你不 知道古书说的道理，你照样能够实现自由。自由观念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千百万人的文明演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某种特殊语言写成的古籍“背书”联系在一 起。
南：知识精英皈依基督教现在也很流行，甚至有人断言，不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中国的民主就没有前途。你怎么看？
朱：自由主义 不是包打天下的万用药，更多是解决国家的公共制度怎么安顿，至于每一个个体，他的灵魂怎么安放，星期六早上他要上哪个教堂，自由主义管不着，也不应该管。 但把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挂上钩，认为只有通过基督教才能为自由主义解决合法性，这在实践上不可能，你总不能等待50％以上的人都入教，这个民族才能实现民主 吧。在非基督教国家或地区，民主照样能实现，比如台湾更多的是信佛教，而不是信基督教，你怎么解释？
南：自由主义产生的源头，和基督教有关吗？
朱：自由主义的产生带有特殊性，它产生在英国、美国，而不是柬埔寨、毛里塔利亚，当然和英美当时的社会习俗、文化土壤有联系，但这不意味着只有那样的文 化、只有那样的社会习俗，才能产生自由主义。凡是人性正常发展、民众权利得到法治保护，或是文明进步能常态扩展的地方，就会有自由主义。它在哪些地方初次 发生，有特殊性，但一经发生，就必然具有横向传播并激活另一些地区的自由因子，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是普遍性。这就如玉米、棉花等农作物，发生在美洲，后 传进中国，现在还有谁因为这些植物是从美洲传进，就拒绝吃饭穿衣？
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制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制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
一、改革开放成就得益于政治的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当然，政治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否则这个经济成就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问我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我说，主要是三个：
第一，财富的巨大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
第二，个人自由大大地扩展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是多么地没自由：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新中国初期有一句话叫：“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有称“国民党把人变成鬼，解放军把鬼变做人”。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呢？你找工作有自由了，可以当干部，考公务员，可以下海，自己摆个摊儿，干什么都行。到外企也行，出国也行，旅行也有自由。现在谁都可以出国，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出国必须审批，批来批去要一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前，买东西也没自由，这要票那要票的，许多东西干脆没有。现在，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大大地扩大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对内对外的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我们加入了WTO，加入了好多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国际组织里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内，我们也越来越多地跟国际接轨。比如，从1840年中国人追求现代化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现在大体上解决了，我们承认要学西方。我们的法律很多都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包括很多重要的观念，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呀、法院呀、律师呀，什么证监会、银监会呀，什么宪法呀，都是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所说的 “大体上解决”，也就是没有完全、彻底地解决，还是会有人打问号的。我想指出的是，像要不要自由平等这个问题，执政党到现在都还没有松口。在中国，自由多多少少还是跟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说宪法、说法制、说人权，但说得并不痛快，说得别别扭扭。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强调我们在学习西方上还是有点问题的。当然，今天毕竟已经跟毛泽东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二、不好解决的问题：政权还归于民
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有问题呢？在一党制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老百姓的利益就没有了，只有执政者的利益。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首先一个例子就是所有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都是党员，但这个在宪法里头并没有类似规定，为什么中国只有少数党员才能治理，为什么党外人士不能当干部？再比如反贪污，反贪污你要是反到他们头上那你就倒霉了。有些人不明白，天真得很，我帮共产党反贪污，这不好吗？但一旦你做了，那你可傻透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海一个叫郑恩宠的律师，他就是揭发检举周正毅的，周正毅被判了16年，他也被判了好几年，给他定的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你不能够碰它的利益。你要反贪污，它自己也想反，你要反了陈良宇，它自己也挺高兴的，但你反了一个它不想反的人，那麻烦就来了。这样的例子一多，至少说明这个政权还没有完全还归于民：它可以允许你发财、创造财富，这是很自由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你不能跟它的利益有冲突。所以，要说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就在这里！不过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它不是很简单的，不好解决，而且它不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实际上跟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都有深切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共产党一还权于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就民主化了。在中国，上下关系深受传统的皇帝和臣民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它，绝非短时之功，好几代人都在努力。现在，这种改变加快了、加大了，每天都在进行，各种维权的行动、互联网上的意见、新闻的报道，都是一个教育老百姓、教育政府的过程，在多元博弈中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制。
法制就两个字，但真正做是很复杂的事儿。全世界能够走上法制的国家少之又少，像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个法制国家，它打个官司要十几年，那就等于没有法制，这个官司有什么用处？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印度这样的民主还不如没有。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比印度搞得要好，经济搞得好那关系就太大了。印度还有人挨饿，马路上有要饭的。中国也有乞丐，但他不要饭，要钱。北京的乞丐你给他个馒头他才不要呢，印度的乞丐他就是要饭、要吃的。你知道什么叫要饭吗？就是肚子饿。新德里就有饥饿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饥饿的问题，这当然大不一样。印度我去过两次，我觉得印度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它有民主，但它这个民主发挥的是民主的坏处，没有发挥什么好处，它没有解决民族、宗教这种纠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印度没有这种方式，它只有表面的选举。结果，原先打的今天还在打。你看印度的暗杀，从甘地开始，甘地、尼赫鲁的女儿，一个接一个地被暗杀。我们民国初年也有暗杀，以后就没有了。文革整死那么多人，也没有暗杀过。现在，执政党内无论怎么分歧怎么矛盾，但不搞暗杀。因为一旦搞暗杀就不得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不能破坏。斗归斗，下台就平平安安下台，赵紫阳下台也还活到了90来岁，这些都是进步。从中印差异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经济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有了经济的进步，它就会推动老百姓想民主、法制这些问题，否则，肚子没吃饱，你想什么呀？首先想肚子。
三、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
至于如何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一个普世价值观，这中间可能有一点儿中国的特色，但它的基础是普世价值观。什么是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是最基础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对此，中国上下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上层还没有完全想通。有人说今天的中国道德滑坡，我想如果真的是道德滑坡，那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个“假话政治”，它老是讲假话，你道德怎么好得起来？温家宝叫大家说真话，说真话当然重要。那好，上头先说真话给大家作个表率，但是，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至少上头是不敢公开说真话的，因为，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环境，更准确地说是没有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你却叫人说真话，谁敢说真话？像我们这些傻瓜蛋才说真话，我们说真话基本上就是和习惯一样，说真话就是习惯嘛。所以，道德的缺失、没有信用、骗人，这些都跟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然，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它也很难，因为它舍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浮夸风。那时，如果你不浮夸，你就得挨整，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大家都得浮夸，一直到这个问题严重得根本下不了台，就是付出了饿死3000多万人的巨大代价才得到纠正。如果能说真话，会死这么多人吗？浮夸、说假话，教训惨重：抗战八年才死了2900万人。
所以，道德滑坡，跟政治有关系，政治好不了，道德也上不去。如果外国一个总统他说假话，是要下台的。大家眼睛都盯着总统，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你怎么能说假话呢？
四、发展模式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环境也不是问题，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呀，你拿出几个百分点环境就治好了，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治理环境了。先发展后治理这条路是很对的，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你先发展起来了，现在有人力、有技术，就缺个决心，你下个决心就把它治理了。从客观上讲，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你穷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行，没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技术。你看看北朝鲜那个样子，它干什么都不行。现在中国可以说干什么都行，有钱了你干啥干不了？有污染的厂说关掉一些就能关掉一些，因为也就损失经济增长的几个百分点嘛。现在，我们全国治理环境的费用是五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却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呀，我再拿两三个百分点，那一点儿不难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能源问题也不是问题，环境问题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出在客观上，因为它既有办法可以解决，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出在你不下这个决心。
所以，对于有人所说的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有问题，说到底还是跟政治有关系，为什么？比如，现在我们的税收增加得太厉害了——2007年，我们的税收增加了30%，GDP只增加了11%，物价涨疯了——但是政府的开销没有限制，老百姓没有权力监督它，拿老百姓的钱买汽车、盖豪华楼、出国旅游，等等。而且我们的政府收税还不让普通纳税人知道：其实你一打电话就收了税；你在超市买东西发票一打出来就收了税；你付水费、电费这些都是有税的；连你坐出租车都有税。而在外国，政府都告诉纳税人：价格多少钱，税多少钱，是分开的。
当然，如果仅仅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正在慢慢地改变：过去主要靠廉价劳动力，现在慢慢地变成靠技术、靠分工，这样劳动力的价格很快就上升了。最近这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得非常快。举一个例子，中国现在客运航空的安全居全世界第一，这说明技术非常好，因为这个安全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硬件、软件、人员、素质、纪律——哪一方面出问题安全就表现出来了。这说明，我们要想干就能干好。我们的煤矿它老死人，就是没人管，而我们的飞机就有人管。可以说，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靠技术挣钱的阶段了，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很多很复杂的产品，因为有一个和平的开放的环境，老百姓都会自己去钻研，自己就上去了，而用不着什么号召的。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渐地转向从技术和社会分工来挣钱的模式，原先的低成本劳动发展模式正慢慢地让位给印度、孟加拉国，还有越南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比我们要低。
如果发展模式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指国家发展道路，那么，政治的改变，既是前提，也是根本。
五、和谐就是法制
对于创建和谐社会，我完全认同。现在我们社会有什么地方不和谐？如果说有什么不和谐，那就是有人侵犯你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层面，我认为：和谐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划分。至于有人把和谐说成是要取得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利益要得到保护，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和谐了。设想，即使你有了全球化，你有了传统，你有了发展，如果你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别人侵犯你时你却不能告状，你到法院去人家拒绝受理，这怎么和谐得起来？那种情况下，就只有上访了，只有去游行，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社会和谐的可能了。因为，有些人不遵守法律，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和谐的问题其实可以说是法制的问题，和谐就是法制。利益怎么划分，是法制来划分的。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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