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索尔仁尼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借用美国诗人弗洛斯的话:“他和这世界曾有过情人般的争吵。”,献给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作家之一的索氏。


  1974年1月7日,苏联的一个高层领导会议上,党的总书记勃日列涅夫率先发言:“同志们,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他的新小说《古拉格群岛》。还没有人看到这本书,但其基本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该怎么对待他,根据法律,我们可以把他投入监狱,他反对苏维埃体系,反对苏维埃的权力。”安德罗波夫,克格勃的领导,深知这本小说将和索尔仁尼琴1962年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轩然大波,那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安德罗波夫建议,将作家驱逐出境。1个月后,他给勃日列涅夫发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告知西德准备接纳索尔仁尼琴。2 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莫斯科雪里梅耶夫Sheremetyevo机场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了三个小时才起飞,原因是“大雾”,索尔仁尼琴从这架飞机上开始其流亡生涯。

  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之时,有人这样对作者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个,赫鲁晓夫有一个,你有一个。”这部小说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肃清斯大林的影响,作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犯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二战结束之后他在苏联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

  1967年他在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都无法在苏联出版。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巨著《古拉格群岛》出版,“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之后,索尔仁尼琴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讲述各自在劳改营中的遭遇,《古拉格群岛》就取材于这些来信。如今,这部140万字的巨著已经很少有人有耐心看完,他列举的那31种刑讯逼供的方式也显得太过“自然主义”,他不加节制的控诉也让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离文学太远。”诗人叶夫图申科说,索尔仁尼琴这位作家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他“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在他去世之后,美联社评价这部作品,“他的《古拉格群岛》清除了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同情。但他对劳改营的记述也能鼓舞人心,他描述了一个人 ——索尔仁尼琴自己,怎样在身体和精神上从一个摧残人的灵魂的艰辛和非正义的惩罚体系中幸存了下来。他的记述激发了数百万人,让他们知道,一个人的勇气和正直最终可以击败一个帝国的极权体系。”

  索尔仁尼琴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直到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回到祖国。他的妻子娜塔丽说:“在流亡期间,我总相信索尔仁尼琴的感觉,他总说我们能回到祖国,他有一股能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是我软弱过,8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上台之时,那在我看来是最黑暗的时期。”他们关注苏联发生的变化,但并没有及早回国,在美国佛蒙特州居住期间,《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多次采访他。索尔仁尼琴说:“1991年8月,我和妻子在电视里看到,克格勃总部外边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推翻,这对我是一个伟大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发一封祝贺的电报回去呢?是的,我从心底觉得那并不是一场胜利。专制主义已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肌理之中。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我们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

  流亡期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写作《红轮》,他开始流亡时已经55岁,他说:“我的生活经验已经足够了,我在佛蒙特居住的这18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每天都在写作,这样的时光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了。” 大卫•瑞姆尼克后来担任《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随后就职于《纽约客》杂志,10年前开始担任《纽约客》主编,他评价:“说到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作家。”但是,这位作家的书已经很少有人读了,大卫•瑞姆尼克2001年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描述了红场附近一家书店,营业员在广播:“尊敬的顾客,索尔仁尼琴的新著《同行两百年》上市,这本历史书讲的是犹太人与俄罗斯的关系。”收款台前摆着这本书,但很少有人拿起来翻翻。

  索尔仁尼琴回国前就开始着手写“政论三部曲”——《我们如何建设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的俄罗斯》(1998)。但俄罗斯好像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批评家,《旗》杂志的编辑塔丽亚•伊凡诺娃说:“索尔仁尼琴自己就是一个神话。他给所有的人出点子——作家、农民、政府、杜马,还有俄罗斯大地。于是他便失去了他们。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还有一种更戏虐的说法:“他应该扮演托尔斯泰的角色,接待来访者,给所有人提建议,留着19世纪的大胡子,那大胡子对这个角色最为重要。”“他也许应该在萨哈洛夫1989年12月去世之后就回到俄罗斯,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索尔仁尼琴的权威建立在过去。”

  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国家奖,以表彰他“在人文领域的功绩”。索尔仁尼琴没有出席颁奖仪式,但发表了一段录像演说:“在有生之年的终点,我希望,我和读者收集的历史资料、历史情节、我国残酷恐慌时代中的人物脸谱和生活画面,都能被同胞们了解,进入他们的记忆。我们痛苦的经验,有助于我们不稳的社会可能发生崭新的转变。它给我们预警,防止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展现了坚强果敢的思想品质,使我们得救。现在,在艰难的治疗创痛的道路上,这些品质也在帮助我们。”

  在莫斯科郊外被篱笆墙和摄像头包围的寓所之中,索尔仁尼琴接待了普京总统,他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包括大卫•瑞姆尼克,他和这位记者的谈话有许多是在重复当年在佛蒙特州谈论过的话题,当年他说:“没有人再看我的书了,我只能扮演一个道德权威的角色。形势变化的太快,我也不知道我这个道德权威还能起什么作用。人们谈到我,总会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莫斯科,他继续说:“我被当成道德权威,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需要道德权威。20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毁灭各种道德权威,每个人都做他想成为的那个自已,不要什么道德权威,其结果就是整个文化水准的下降。”

  1994年5月,在20年的流亡生涯之后,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坐飞机回到了苏联,他降落在鄂霍斯克海边的马加丹州,那里本是“古拉格”的一个中心,从那里开始,他坐火车前往莫斯科,这段行程持续了两个月,他一共停靠了17个城市,签名售书,发表演讲,接受电视访问,这是一次回乡,也是一次永别。

  1974年2月,在他被驱逐出境后不久,墨西哥诗人、后来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描述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的敬意时指出,他不是知性、政治或道德上的楷模。“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古老的、仍然带有宗教意味、暗示着就义和牺牲的一个词:见证。”


  感谢纽约客杂志主编大卫瑞姆尼克对此文的帮助, 他两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长文见于REPORTING一书






(普金向索尔仁尼琴汇报工作)


  上面这幅图片,是让人感慨不已的一幅图:权力让步于良知,总统成为作家的背景。从小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人们,不会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以及,这有多么珍贵。




(索尔仁尼琴在Kazakh的劳改营)




  他不一定拥有比契可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更伟大的天分,但他拥有比他们更伟大的经历。

  《古拉格群岛》是我读过最震撼的长篇小说之一,写出这样小说的作者,注定将在人类精神进步的阶梯上占到一个不朽的位置。

  与索尔仁尼琴相比,高尔基只是个笑话,就像与司马迁相比,脱脱太师只是个笑话。

  大半生历艰间关的索尔仁尼琴,在去世前一年终于得到来自故土的认可。2007年,索尔仁尼琴获得俄罗斯国家奖,总统普金在颁奖典礼上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事实上,他和他的祖国和民族曾有过情人般的争吵,也有过顽童般的嬉闹。

  记住这位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记住那个群岛。


  这把琴,是铁琵琶,啼血含泪为变徵之音,掷地有声擂惊天之鼓。高尔基和玛雅可夫斯基之流在他面前,不过是丑角和恶犬。我怎么能说得明白他呢?还是让他自己说吧:莫要靠谎言度日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这是《古拉格群岛》的开篇词。重温一次吧。

  感谢一切曾经在铁幕下从未歇息的,呐喊的人。他们的苦痛和文字,属于这个星球。

  感谢一切身处自由和幸福,却从未吝惜于悲悯,并且努力拯救着深井下的难民的人。他们手里有火种,并且总是想努力传递给寒夜中的我们,虽然,我们和他们之间,隔着苍茫的大海和无边的黑夜。



相关阅读(见评论)


  古拉格碎片

  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


  

4 条评论:

Bige M 说...

  

  古拉格碎片


【鼓掌】

  索尔仁尼琴讲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具备所有故事的元素,但人物事件均属实。
  某个区委书记被逮捕,另一个人履新,新任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后,照例要向斯大林同志表决心,念一封冗长的效忠信。当他念完最后一个字,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之后,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鼓掌者的手掌和手臂开始报复他们的主人。
  索尔仁尼琴说,连那些真诚衷心拥护斯大林的人都已感觉这种状况的延续愚蠢至极。可没有人敢当第一个停止鼓掌的人。新任区委书记应该得到理解,要知道他可是刚刚接替前任的人。他的前任此时在监狱里,本能告诉他不能步前任的后尘。
  我小时候在学校的礼堂经常鼓掌,老师是带领我们鼓掌的人。我该庆幸我们没有这种恐惧,我甚至可以鼓两下应付了事。因此我无法理解索氏的故事,虽然我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总得有第一个停下来的人吧。
  造纸厂的厂长停下手,在主席台上他的位子坐了下来。
  于是会场上的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低头看着自己肿胀的手。
  停下来的时间是第十一分钟。一个可以写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纪录。
  索氏说:松鼠终于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下来。
  独立不羁的造纸厂厂长当夜被捕。在审讯记录上签名后,一位好心的契卡给了他一个忠告:永远不要做第一个停止鼓掌的人!


【哪里有法律,哪里就有犯罪】

  索氏解读了五十八条。然后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专制的法律是一个万能套子,能套在任何形状的脑袋上。


【诗人】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谁就是/反对我们

  用团结/用建设/用自制/和惩治/把放出来的一群恶狗/拧下脖子
  
  作者是玛雅可夫斯基,伟大的苏维埃诗人。前一首是代表共青团写的,后一首是写给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和不反对,但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和加入布尔什维克但不能和最高苏维埃保持一致的。
  暴政时代的诗人,具有恶狗的素质。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利齿的寒光。

  今天的中国孩子,还在学习玛雅可夫斯基的大作。



【心里话】

  又是索氏故事,太像一篇小说了,我说它是小说,很没人性。
  某个集体农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是六口之家的唯一劳力。
  我加工以后的故事是:农民瓦洛佳大叔看着自己身边的熟人一个个消失,他叼着烟斗说:少说话的人连上帝都欣赏。这句话当然只有上帝能听见,假如其他“上帝”听见,这个故事就结束了。瓦洛佳大叔将像他的邻居一样,因为攻击集体农庄政策获刑。
  瓦洛佳。沉默的瓦洛佳。他拼死拼活地干活,驴子盯着眼前的胡萝卜,他盯着工分和口粮。
  瓦洛佳大叔感动了领导。感动了领导就等于感动了我们东正教的上帝,大叔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农庄的领导在大会上给瓦洛佳颁发了一枚奖章,奖章上那个小胡子是斯大林同志。
  至高无上。
  轮到瓦洛佳大叔发言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心里的宝训,“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他那张老脸上每条皱纹里都夹着天真,“能这么办吗?”
  会场下狼嚎似地笑。这是索尔仁尼琴的词,狼嚎似的笑。
  谢天谢地,农庄给了瓦洛佳大叔一晚上的时间,天一亮,他带着他的六口人去西伯利亚了。


【先知】

  懵懂的人很多。放弃思维的人也很多。
  暴政下的噤若寒蝉,专制催生鸵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十四岁的万尼亚那么有见识,男孩说: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
  二十三岁,万尼亚入狱。
  我们的领导人,温说:逮捕不同政见者?纯属无中生有!
  斩钉截铁。
  可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是在奥运前进去的。而且我还知道,他还没出来。
  谎言也能说得掷地有声,服了。


【呼喊】

  索尔仁尼琴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呼喊,责怪别人,为什么不呼喊——
  至少可以让围观的人们知道真相,哪怕围观者只有两个人。
  已经没有围观者了。围观者回家后,午夜时分,他们将在睡梦中被内务部的人拜访。
  索氏说: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
  他做到了。《古拉格群岛》、《癌症楼》、《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些书近二十年来被难以计数的人,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读到。
  在一些国家,他的书仍然是禁书。此时我手里捧着的,扉页上写着——“内部发行”。

  

Bige M 说...

  

  索尔仁尼琴:我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亚历山大·伊萨那维奇·索尔仁尼琴,我注意到,就在我进门那一刻,你依然在伏案工作。你已经88岁高龄,并且行动不便,但依然有工作的冲动。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吗?

  索尔仁尼琴:动力来自我的内心,打我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就存在于我心。我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去创作,去战斗。

  记者:你的工作室中摆放了4张书桌。而你在作品《石磨缝隙中的谷粒(1974年到1994年美国日记)》中提到,哪怕在森林中散步时,你都会不停构思和创作。是这样吗?

  索尔仁尼琴:还待在“古拉格群岛”(编者注: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这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他将整个苏联比作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石头墙上写写画画。我习惯在草稿上记录下灵感,然后构思好内容,再将草稿毁掉。

  记者:那么,在最苦难的时候,你是否曾失去信心?那时候,你的信念依然存在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我总是在想,不管结局如何,我都能坦然面对。随后,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否极泰来的感觉。

  记者:1945年——当索尔仁尼琴上尉在前线突然被逮捕,并被押回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8年劳役时,你依然这么自信吗?而当时你被投入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你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冒犯了斯大林。

  索尔仁尼琴:当时我们是在德国柯尼斯堡前线,刚刚突破了敌人的防线,随后我就被剥夺军衔、军功章和配枪。事实上,我当时依然十分乐观,我有自己的信仰和观点。

  记者:什么观点?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索尔仁尼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

  记者:13年前,当你结束流亡生活,回到莫斯科时,眼前所见的新俄罗斯让你十分沮丧。你分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你颁奖的提议。然而,你在今年6月接受了普京总统为你颁发“国家荣誉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服务局(FSB)的局长,而FSB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KGB)。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要为我颁奖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当局,并且奖项是颁给《古拉格群岛》一书。我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我无法接受把奖颁发给一本数百万人用鲜血写就的书的事实。

  1998年,俄罗斯处于低潮。就在那一年,我出版了《崩塌中的俄罗斯》。叶利钦总统愿意为我颁发圣安德列勋章。而我的回应是: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

  现在的“国家荣誉奖”并不是由总统以个人名义颁发的,而是经过专家的评选而颁出。我有幸凭借对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得到提名并最终获奖。在今年的国庆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向我颁奖。在接受这一荣耀的同时,我也表示,我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至于普京总统,是的,他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记者:你用了大半辈子来呼吁当局反省“古拉格群岛”,对数百万遭迫害的人表示愧疚。你的大声疾呼有效吗?

  索尔仁尼琴:我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现代政客来说,公开的忏悔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

  记者:普京总统曾表示,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对历史的沉重反思了,尤其是大量的、“来自外部”的“不当反思”极大地伤害了俄罗斯人的感情。这些反思难道不是恰好验证了不要遗忘苏联历史的说法吗?

  索尔仁尼琴:随着苏联解体,人们越来越关心“美国单极化”的问题,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扮演新角色。

  而在“历史反思”问题上,唉(叹气),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不断提到这一话题,这是有关 “苏联”和“俄罗斯”的问题,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欧的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人能抹杀历史,没有人能忘却历史。老一代政客并不打算忏悔,新一代政客也在大呼委屈、谴责指控,所有人都把矛头对准了现在的莫斯科。政客们上蹿下跳,表现得就像他们已英勇地解放了所有人,只有莫斯科依然处于苦难之中。

  我的个人观点是,我希望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尽早结束,人们只有正面直视历史,才能深切体会个中苦难。

  目前很多俄罗斯人开始怀念苏联时代——但只要冷静审视历史,这种怀旧情绪就将不复存在。现在,东欧有“去红军化”的趋势,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终于能正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伤害,苏联红军究竟是解放者,还是入侵者?

  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罪责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整个民族疗伤。换个角度说,外部的指责和声讨是毫无益处的。

  记者:承认过去意味着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都在抱怨,与1990年相比,在莫斯科查阅历史资料的难度更大了。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当局也公开了数千卷档案,一些文献资料过去是保密的,但现在,研究员不用耗费太多工夫就能看到它们。其中一些资料经过整理已经公开出版或即将出版,军事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古诺夫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此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FSB将10万名罪犯的原始调查资料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档案局, 2004年至2005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将这些资料集结成册,出版了一共有7卷的《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出版工作,我确信,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都以这套资料为研究蓝本。

  记者:据我们所知,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古拉格群岛》是最有影响力、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在这一作品中,你展示了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现在已事过境迁,再回头看看,你认为这本书的影响力究竟在哪里?

  索尔仁尼琴:你不应该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作者很难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估。

  记者:你曾经说过,俄罗斯人以英勇的男子气概忍受着暗无天日的20世纪。俄罗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吸取到了什么教训,是否开始自我反省?

  索尔仁尼琴:现在似乎有了一些反省的苗头。市面上,有关20世纪的出版物和影视作品正越来越多——虽然它们的质量良莠不齐——这说明民众需要这样的作品。最近,电视台还播出了以作家沙拉莫夫的作品为原型的系列剧《俄罗斯》,还原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还有,我惊奇地发现,从2006年2月开始,有关我以前的作品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那些旧书被再版发行,还有我的新书《关于二月革命的思考》也得以公开发行。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引发了人们思想的碰撞,包括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因为他们也热衷于了解我们的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意味着没有未来。



普京继承了一个“失落国”


  记者:您如何评价普京统治的这段时期,普京与他的前任叶利钦以及戈尔巴乔夫有何不同?

  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显得异常幼稚、缺乏经验,对国家不负责任。与其说他对国家的领导,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随之而来西方的赞美让他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所做所为是对的。但我们要清楚,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而不是叶利钦头一回给了我国公民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叶利钦时期,照样不顾民生,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而已。叶利钦急于推行私有化,在他手上,国有资产被大规模地卖掉。为了获得地方领导人的支持,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还制定了相关法律,他的鼓励和授权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剧降,而这一切却令西方国家击节叫好。

  普京继承的是一个被掠夺一空、迷茫失落的国家,人们一贫如洗、士气低落。他开始尽其所能让这个国家逐渐恢复元气。这些努力不明显,也不会马上被人看好。

  记者:你一直主张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在这一点上,您主张的模式与西方民主有所不同。在普京统治7年后,我们观察到完全相反的情形:国家大权集于总统一身,一切以他马首是瞻。

  索尔仁尼琴:对,我一直坚持认为需要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我从未将这种模式与西方民主对立。相反,我一直试图用我亲眼所见的瑞士和英国建立高效地方自治政府的例子来说服他人。



最大的任务:照看好人民


  记者:尽管有了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获的财富,尽管中产阶级队伍有所扩大,但俄罗斯的贫富分化仍然十分严重。应该怎样去改善呢?

  索尔仁尼琴:我认为俄罗斯的贫富分化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国家需要对此高度关注。我们需要做的是给中小企业以发展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市民和小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朝令夕改和官员腐败之苦。这意味着要将国家天然资源的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中去。我们必须同时学会如何杜绝贪腐。

  记者:俄罗斯需要某种国家理念吗?应该是怎样的?

  索尔仁尼琴:“国家理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理念。这种统一的理念可能很好,但决不应该被少数派人为地去制造,或者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在后苏联时代,当“建立国家理念”的讨论刚刚掀起时,我就泼过冷水,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损失后,我们只有一个最大的任务:那就是照看好我们奄奄一息的人民。



俄罗斯人对西方失望


  记者:俄罗斯经常发现自己形单影只。最近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恶化的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在理解俄罗斯的问题上有什么困难?

  索尔仁尼琴:我们能举出很多原因,但最有意思的是心理原因,如:虚幻的希望和现实的碰撞。这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同样都存在。当我于1994年回国的时候,对西方世界的膜拜正如日中天。必须承认,造成这种膜拜的原因不是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和理性认知,而是出于对专制和反西方宣传的本能憎恶。这种情绪随着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而开始改变。公正地说,北约的轰炸令俄罗斯所有阶层的人都深感震惊,终生难忘。后来北约开始扩展它们势力范围,并将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入它们的阵营,俄罗斯人的情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乌克兰向西方国家靠拢尤其令俄罗斯痛心,乌克兰同俄罗斯的紧密纽带体现在两国有数百万生活紧密相连的家庭,他们的亲人生活在边界的两边,任何的变故所产生的军事对峙都将使他们骨肉分离。

  过去人们通常将西方国家视为“民主骑士”,但这种幻觉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很失望地看到了西方国家政策中隐藏的实用主义、刻薄、自私。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觉醒,从前的幻觉一下子粉碎了。

  西方国家很容易就会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从此一蹶不振。当俄罗斯从经济和国力上开始恢复元气,西方的反应,或许是下意识的恐惧。

  记者:西方将它和前超级大国苏联联系在了一起。

  索尔仁尼琴:西方事实上认为俄罗斯完全没有民主。当然,俄罗斯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才刚刚开始走向民主。

  当“9·11”发生后,俄罗斯难道没有毫不犹豫地向西方伸出援手?只有心理障碍或许是政治上的短视才能解释西方对俄罗斯援助的拒绝。

  在面对新的威胁时,西方国家将俄罗斯推到一边难道不是一种奢侈吗?在我回国前,我曾接受西方媒体专访,我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就会看到,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

  记者:你一直希望德国充当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你认为德国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索尔仁尼琴:我的确这么认为,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吸引力。否则,经不起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


  记者: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你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俄罗斯东正教正在变成国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

  索尔仁尼琴:我们年轻的国家正在学会尊重它,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记者:1987年的时候,你接受《明镜》专访,你说你很难公开谈论宗教。信仰对你意味着什么?

  索尔仁尼琴: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和支撑。

  记者:你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时候,我父亲的早亡对我产生了一些阴影。他27岁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岁至40岁期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变得非常坦然。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最后终结。

  记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

  索尔仁尼琴:不,不要。已经够了。

  

Bige M 说...

  
下面是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当时他因故未能前去现场领奖。(1969年他被前苏联作协开除,翌年获奖,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这篇演说词很长,但值得看完。第一次读到这篇演说词的时候,感觉就像被人用火把点燃了心脏。(译文不算太好,但目前网上流传的基本都是这个版本。打动人的是译文背后的东西。)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


  译者不详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邪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邪恶,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 -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
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恶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


不少论坛上纪念索氏的文章均被和谐。

老大哥的G点已然如癌细胞在扩散。


  

索尔仁尼琴语录 说...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时间不能救赎一切。

  ●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生活之路。

  ●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溃了。

  ●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我的生命尽头,我希望我搜集到并在随后向读者推荐的、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 就还可以生活。

  ●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

  ●如果不相信有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