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意见领袖及其它

　　

　　
1、事件、经历和神话



　　事件、经历和神话，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唤醒过去，实质都建立在对史料的不同体验之上。


　　事件，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力求客观的叙述，目的是了解和概括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


　　经历，即各个不同层面的人拥有的思想、产生的感觉以及付诸实践的行动。比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北部中国曾经发生的巫术、谣言、狂热和地方军事扩展，促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春夏迅速发展起来。前述要素包括义和团运动本身，均是一种经历。


　　经历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再现，它们总是独一无二的，但当现实生活需要这些经历时，它们就马上被加工成神话，并且成为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比如义和团运动，在1901-1920期间曾被认为是愚昧、迷信、野蛮的神话；在1924-1937却被认为是饱含民族自尊与抗击热情的反帝国主义的正义神话；在文革期间更被指认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神话，且间接为红卫兵哺乳；上世纪80年代以降，它又重返愚昧、野蛮、疯狂的神话，只是不时仍蒙着一层爱国主义的遮羞布。


（推荐阅读：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2、群体与意见领袖的“模仿循环”


　　当领袖们打算利用观点与信念来影响、支配群体时，通常有三种重要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或者将推理肤浅化、将证据预设化），是征服群体头脑最可靠的方法之一。我就说你是傻逼，绝对不证明你是傻逼。因为严谨的证明过程会相当漫长、枯燥、艰涩，群众没有耐心也没有体力去追随。老毛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时候，决不屑于论证“为何反动派是纸老虎”。与此类似的还有全球通广告语“我能”，以及奥巴马对此的改译“yes we can”。


　　但是，如果没有不停地重复断言，影响可能转瞬即逝。拿破仑曾说，最有效的修辞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从《诗经》到脑白金，都相当明白重复的力量，前者因而流传百代，后者因而风靡一时。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有效重复，而在此种重复中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沉默的螺旋”）而不存在异议，或者反对声音微弱如垂死者的呼吸，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亦于此启动。


　　有大众的流行意见，也有小众的流行意见。前者譬如“抵制法国货是爱国的正义之举”，后者譬如“杨佳是英雄”。这些意见在混乱的头脑中极易流行，因为头脑混乱就如疯狂一样，极易传染。在精神病医生中，不少自己就变成了精神病，而据说有些疯病甚至可以由人传给动物，比如广场恐惧症。


　　传染在大多时候又是通过模仿进行的。人们会不知不觉模仿意见领袖的言行，而在潜意识中，则多半藏着通过模仿而得到或分享意见领袖的成功的渴望。


　　意见领袖的成功，来自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形成的巨大影响，也即所谓名望。值得注意的是，与流行意见相似，名望同样也有大众与小众之分，恕不举例。现实中，名望对其受众群体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是卓著的，可能麻痹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充满惊奇和敬畏。而这惊奇和敬畏所指向的对象，却往往只是名望本身，而非名望背后的真实个体及观念。


　　在被模仿的同时，意见领袖也不得不模仿或者重复自己之所以被模仿的东西。他曾经制造的公众观念，即使随着时光流逝而在自己心中有所改变，也很难大声讲出来。因为如果这样做，追随者模仿起来就会过于困难，甚至由此产生怨气，站到他的对立面去。


　　由于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模仿循环”（作者生造的一个词儿），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就极易造成言论、价值观或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乃至行为的高度相似。在大众圈子内，人们因相似而获得认同，进而产生安全感；在小众圈子里，人们相互抱着取暖，因小群体中的相似而获得“我道不孤”的自信，又因与大群体的不相似而获得“遗世独立”的骄傲。


　　大多数意见领袖的悲剧在于，不管他们如何讴歌群体运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在群体运动中，意见领袖自己就是最大的受骗者。他们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和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和高压，要求更多的自由与更大的进步。他们理所当然地想象那些响应者，也渴望同样的东西。然而，响应者们真正渴望的也许不是意见领袖呼吁的自由，而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的自由，进言之，他们要的也许不过是建立在空洞概念、狂热标语、激进思维基础上的另一种统一信仰而已。托克维尔的话尖锐到残忍，但并非全无根据：“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一旦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状况，叶芝诗歌中描绘的图景很可能就降临大地，甚至已经降临：“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


（推荐阅读：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3、在群体运动中，恨比爱更有力量


　　纵观历史，几乎所有的群体运动都满带戾气，与暴力同行。因为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在所有令人聚结在一起的胶水中，最好用的就是仇恨。仇恨可以把人从自我中快速卷走，使他忘记自己的幸福和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再只顾自己。他会变成一颗匿名的粒子，渴望跟同类汇聚融合，形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如海涅所言，爱所无能为力的事，可以靠一种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几乎所有利用群众运动起家的专制者，都相当擅于利用仇恨的力量。曾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考虑过要把犹太人全部杀光，他答道：“没有……那样我们势必得创造一个新的‘犹太人’……关键是要树立一个具体的敌人。”有学者认为，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就是在抗战结束后未能及时推出一个接日本人班的新魔鬼，却被共产党树立成了新魔鬼。


　　恨为何有如此凝聚力？很简单，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通常不会寻找同好，甚至会把同好视为情敌。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志同道合者，所谓“与子同仇”。


　　奇怪的是，我们的恨意常常不是来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懦弱。当我们自感比伤害我们的人优越，更可能的反应是鄙夷他们，甚至是可怜他们，而不是恨他们。更奇怪的是，我们释放出的恨意也并不总是指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却常指向一个毫不相干的对象。譬如，长期被意识形态洗脑现又身处经济萧条巨大压力下的中国青年，轻易就被煽动，走上街头，去抵制法国货。


　　在充满恨的群体中，个体又常常会失去个人责任与个人目标，成为“无名氏”，或者实验器皿酿造的漩涡中的草履虫。而随着无数个体的身份与责任感的丧失，又可能进一步强化群众运动的狂暴，使漩涡越发巨大。


　　消除群体戾气有一个好办法——让其中的个体重新发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发现自己的个人利益目标及相应责任。


　　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后被拍成经典电影）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一群南方白人聚集起来，要对一位被误判为强暴犯的黑人罗宾逊处以私刑。罗宾逊的律师阿蒂科斯站在暴徒前面，矛盾一触即发。这时，阿蒂科斯8岁的小女儿走到人群当中，偶然认出其中一个人，叫出他的名字，并跟他聊天：“你还记得我吗？坎安宁先生，我是路易斯，有次你给我们带了山核桃，记得吗？”起初，那个叫坎安宁的先生及人群都没什么反应，小女孩就继续谈笑。忽然，坎安宁蹲下来，拍她的肩膀，说：“我会代你向我儿子问好”，接着站起来，大手一挥：“我们散吧！”他叫着：“回去吧，朋友们”。


　　小女孩无意的举动——叫出一个人的名字，跟他拉家常，使他意识到自己是独立个体，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发生改变，进而促使一群高度“去个体化”、无法辨认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一群市民的集合。最后，这帮重新找回姓名的人没有实施任何暴行就解散了。


（推荐阅读：阿伦森《社会心理学（第五版）》）




4、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另一种诠释


　　自由不是指完全不存在限制，而是指不存在有害的限制。


　　人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我们只能要求机会平等，而不是一刀切的人人平等，否则就是人民公社。


　　平等与自由不是一码事。平等是表示关系的词，自由是表示否定的词。很多时候，自由与平等不但不是一码事，还是相对立的两个东西。


　　詹姆斯.斯蒂芬认为，法国人爱全人类的方式，也即所谓博爱，是他们众多最不可宽恕的罪恶之一。詹姆斯的父亲是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其后任是阿克顿），终身致力废除奴隶制并最终看到废奴成为现实。他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不是泛泛而谈的博爱，而是冷静的思想：“能够要求绝大多数人类的，不是爱，而是尊重与正义”。事实上，他认为博爱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最多是宗教信仰或者“伪善俱乐部”的教条。


（推荐阅读：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




5、托克维尔的预言


　　“如果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想想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以及1986年后的台湾，托克维尔在1856年的预言颇足玩味。


　　他还说了这么些犀利闪亮的话，虽然略带点儿贵族精英感：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