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es.3™: 2008年最后一贴

　　或许可以这么说，在大多数年终盘点的背后，都藏着对死亡的恐惧。日子跟人一样，都要死掉，譬如今天一过，2008年就死掉了。于是各种盘点、回顾、总结粉墨登场，为死去的这年唱一曲真诚或虚伪、睿智或弱智的挽歌。

　　或许又可以这么说，在大多数年终盘点的背后，都藏着对过去的珍视。而这种珍视本身，即是对死亡之恐惧的另一面。如布克哈特所言：人类精神常自带原动力，必须把它对各种经历的回忆转化为自己的财产，否则就极易空虚且缺乏信心；过去的欢乐和悲伤无穷无尽，我们必须从中获得理解能力。

　　但理解过去谈何容易，无论你如何谨慎，在审视过去时总难免过滤一些东西，又虚构一些东西。最后你所看到的过去，很可能只是你想得到的过去，而非过去本身。

　　所以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干脆选择不回忆过去，而是将目光向前看，投向这个时代。

　　然而，概括一个时代，尤其是身处其中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鱼说不出水库的容积，蚂蚁看不到离蚁巢1000公里外的米粒。

　　概括或不可行，聚焦是可能的。

　　在2008年，我所关注的两个时代焦点，就是“国富民穷”与“群体事件”。

　　1、关于国富民穷，有两篇好文推荐。

　　一篇是丁学良的《如何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点此进入），在分析现状上，丁文相当出彩，在改变现状的建议上，则略显乏力。

　　丁文将中国经济的现状概括为“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些断言建立在三个不同研究机构的成果之上：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

　　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 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 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 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 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一篇是陈志武的《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清晰有力。（点此进入）

　　“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四分之三。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没有老百姓能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

　　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

　　具体办法是，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个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

　　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 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2、关于“群体事件”，《南风窗》最近的报道《2008年恶性事件密集发生官民矛盾步入显化阶段》值得一读。（点此进入）

　　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提法，颇具启发：

　　“最危险的并不是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是性质的改变。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和甘肃陇南拆迁事件等诸多事件中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是经历了种种不如意，在别人的遭遇中，自己心底长期积累的愤怒和不满被激活。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表达和发泄一种情绪。一些地方群众的不满并非一起孤立事件造成的，而是地方官民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这类社会矛盾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早在2006年就已经引起了有关人士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最大的危险性在于较难化解，直接利益冲突往往针对性很强，就事论事即可，比较容易解决。而日积月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这只是一家之言，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确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利益集团，并且利益集团的博弈已经上至部委层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任何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都变得艰难而漫长，在众多力量的博弈下，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各利益方之间达到平衡。而作为普通民众，他们往往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当改革的获益被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谋瓜分，无数明显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被粉饰，民众的不满情绪只能在沉默中累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开始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已成共识却难以短期解决问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近10年来陆续出台，近年民告官获胜的案子也已并不鲜见，但毕竟只是少数，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更多的是民告官无法立案或者以败诉告终的情况，而即使小民胜诉，也存在判决无法执行的情况。

　　作为中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特别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报告特别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干群关系，实际上就是官与民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报告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各种社会人群都认为，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67.9%的人认为有冲突。原本可能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

　　而调查社会各阶层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得到利益最多的是改革的主导者，那么民众的不满将有多大？

　　社科院的报告也认为，官员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值得警惕，而在过去多数年份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是私营企业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务员职业在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对官员的社会形象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格局之下，一旦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得到利益最多者最先受到民众质疑，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无直接利益冲突会日益增多。而官员在实际施政中的失当、不当甚至违法，就直接加剧了官民矛盾的激化。”

　　好了，文章就推荐到这里。2009年一切会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谁都难下断语。但我们可以选择相信它会变得更好。今年8月以来，我的MSN签名档是“2008年，赶灾年，人们带着遗忘，匆匆忙忙，赶往下一个灾难”。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太过消极，如果每个人都带着这种悲观乃至绝望，那么结局很可能就是悲观乃至绝望。就像社会学家托马斯说的，“假如人们把条件定义为真，则根据其结果它们为真”。

　　乐观一点，我们可能会不断失望，但不会永远失去希望。

　　最后，在2008年的末尾，请允许我借用林志玲甜美的嗓音祝福大伙儿：

　　“新年快乐！2009年，加油啊，站起来，站起来”。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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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说类

2、文史类